我为什么不相信任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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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



                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最近频繁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他在采访中涉及的话题范围十分广泛，从去年年底在加拿大被捕并且等待引渡庭讯的他的女儿、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到由美国发起的、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抵制华为产品的浪潮；从5G通讯产品的应用现状、前途和华为在该产品方面的优势，到企业基础研发的实力，甚至社会基础教育的重要性等等。

作为一个大型的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和它的高管们深陷多项国际诉讼官司的漩涡中心，又处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科技等冲突的夹缝中，身为公司的掌舵人，任正非在采访中理所当然地竭力消除世界各国对华为与中国政府特殊关系以及华为产品安全性的疑虑，反复地强调华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安全的，并且多次重申华为制造的电子通讯设备没有“后门”，华为和任正非本人也绝不会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提供间谍服务。

对于任正非和华为的背景我不甚了解，在我看来，外国媒体对华为与中国政府特殊机构之间隐秘关系的传言大多是捕风捉影，中国的官方媒体和华为本身对这一猜测的否认也大多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对这些传言和否认我都无从作出有根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任正非说华为和他本人会坚决的拒绝中国政府的指令，不会向中国当局透露产品所摄取的客户信息，我对他这样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有着高度的怀疑，这种怀疑是依据众所周知的中国政治、社会现实和正常的思维逻辑。

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看，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个人等有能力去违反执政党和最高当局的指令而依然能够得到发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非常短暂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中，中国曾经试图进行党政分开、政企分离的实验，但是在1989年夏天发生的天安门屠杀之后这类实验便完全停止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又全力推动恢复党的绝对统治，公开地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说法重新写进了共产党章程中最重要的总纲部分。

同一版本的党章还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就意味着，华为作为中国国境内的一个经济组织，必须要与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行政部门等“积极主动地”和“协调一致地工作”，假如华为不这样做，执政的共产党则“必须保证”它这样做，保证的手段是什么则不言而喻。这篇政治地位在宪法之上的党章如是说，任正非的信誓旦旦又有多少可信度？

在一党执政的中国，一个对抗执政党指令的企业是无法得到发展机会的，一个违反执政党的意志的企业家也是无法得到发展机会的。在这个国家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各级立法和司法机构，主要的金融机构等都是党的囊中之物，哪家企业不听话，只要停止贷款就足够令其死亡，此外还有警察、法庭的强制性干预。华为是否监视和摄取国外客户的秘密，在本质上讲只能取决于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的意志，任正非作为个人对此根本上是无能为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任正非本人曾经是一个军官，中国军队的军官基本上都是党员，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极权政治组织，明确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始终是党员的任正非，假如真的有胆量与党和政府叫板，他就不会是今天的任正非，华为也就不会是今天的华为了。如果他没有离开这个党，依然听从这个党的指挥，但是却公开对世人说，他可以不听从这个党，而且这个党还容忍他这样说，那么他与这个党和政府的诡秘关系就更令人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