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承诺绝不可信

dandenong

观雨堂主




贸易战展开的中（共）美谈判，离最后的期限越来越近，双方关于“结构性改变”的讨价还价，不知会出现怎样的结局。其实，所谓“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尽管在谈判中极重要，但还不是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在谈判中即便作出不同程度改变的承诺，但中共的承诺究竟能否可信？事实上中共挤身WTO以来，一直以虚假的不可信承诺掩人耳目，暗中却肆无忌惮地扭曲市场、疯狂盗窃知识产权与网络商业机密。引发贸易战的实际原因，正在于中共在入世前双边会谈中许下的承诺，全是不可信赖的诈骗。如果我们看中共真实的历史，可见中共不讲诚信、翻云覆雨、阴谋耍赖、无视游戏规则的约束，完全是与生俱来的，丝毫不奇怪。
对中共的虚假承诺，上世记中期介公父子看得就很透，所以长期坚持“宁可战，不可和”的方略；胡适、傅斯年等知识精英，对中共承诺的不可信，也看得很清晰，所以能做到明哲保身、不受骗上当。上世记40年代后期，中共为了暴力夺取政权，借助《新华日报》向世界承诺：中共反对一党专政，决心走美国式民主道路。然而一旦夺取政权，立即翻脸不认账。1957年，毛泽东信誓旦旦要求党内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顿作风，不料转眼之间整风突变成“反右”，几十万帮助中共整风的知识分子，全部被打倒在地不得翻身。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司马昭之心，在大陆知识界早已路人皆知。所以中共承诺之不可信，是与生俱来的。若是有朝一日中共的承诺变得可信了，那也就不再是中共了。
当然，不可信承诺作为人类在博弈或谈判中的策略，并非始于中共，但中共出于对抗人类文明的邪恶本性，却将不可信承诺发挥到了极致。世界上有些不可信承诺是可以改变的。如18世记末，英国政府将大批囚犯运往澳洲，以解决澳洲开发中劳动力匮乏的现状。政府在事先与船主的谈判中，船主承诺收费后提供运送囚犯的服务。但船主的承诺不可信，原因是船离岸后，船主只顾降低航运成本。这使囚犯们在拥挤的船舱内，遭遇食品质量的低劣与数量的短缺，甚至是饮用水供应不足，更谈不上卫生与医疗保障。结果船尚未驶离大西洋，囚犯因病死亡的比率即上升。从1790至1792年的三年中，26艘船共运送囚犯4082名，海航中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海神号”，运送囚犯424人，死亡158人，死亡率高达37%。
船主的承诺不可信，使开发澳洲的计划无法兑现，政府不仅经济遭受损失，还因许多囚犯被送上不归路，使政府在道义上受到世界舆论指责。约在1792年，英国政府终于发现窍门——要改变船主的不可信承诺，必须改变付款时间与地点。于是从1793年起，英国政府将原来离岸（英国码头）时的付款，改变为到岸（澳洲码头）时清点人数后再付款。也就是上船时100名囚犯，如果到澳洲时人数减少，我拒绝付款，以示对船主的惩罚。此举有神效，而且立竿见影。此后船主们在海航中不再任意降低成本，不仅保证饮食与饮水供给，并且恢复卫生保健条件，甚至还聘请了医疗健康顾问，以保证船到达澳洲时，囚犯一个也不少——没有一个船主愿意看到自己花费了航运成本到达澳洲后，却因囚犯人数减少而得不到报酬。
可见要改变承诺不可信，必须找到小窍门。上例的窍门，在于改变向船主付费的时间与地点。然而并非所有的不可信承诺，都存在可以扭转的窍门。譬如英国光荣革命前，王室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政府想通过举债走出困境，但没人愿购买政府债券。原因是王室政府的权力过大，对债务准时偿还的承诺不可信。一旦王室政府准备推翻偿债的承诺，债权人的风险损失便骤然而至。这里对王室政府的不可信承诺，就不存在可以扭转的窍门。只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制度发生了变化，政府的不可信承诺才完全改变。因为在虚君制度下，政府权力受立宪的议会制度制约，偿债的承诺也就不敢推翻，即便是征税权也要经议会通过才有效。这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从此，再没人担心政府偿债承诺被推翻的风险，政府发行债券也不再困难。
中（共）美谈判中，对于中方承诺的不可信，是否也存在可以改变的窍门？答案当然是“没有”！英国政府在光荣革命前的偿债承诺不可信，与中共的不可信承诺相比，区别在于：王室政府的承诺不可信，实际是债务人因无力偿还债务，转而走向找借口赖账的那种不可信。相反，中共的承诺不可信，纯属预设的阴谋，是一种必然的常态，也是由中共本性所决定，而非债务偿还能力不足的结果。或者说，中共的不可信承诺，原本就是虚假的承诺，也永远无法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共）美围绕“结构性改变”展开的谈判，对于一贯奉行虚假承诺的中共而言，实在不能抱太多期望。2019年2月内，中共在谈判中施展的拖延策略，甚至将当初已作的虚假承诺，改头换面再充当新的承诺，可以证明这一基本判断。
中共承诺的不可信，与英国光荣革命前，王室政府举债的承诺不可信比较，也有相同的地方。这表现为，若要真正改变两种主体的承诺不可信，都只有唯一的道路，这就是改变制度——实行权力制衡与宪政约束。在英国，这条通往辉煌的道路由光荣革命所铺就。然而，光荣革命在大陆中国绝不可能复制。况且中共控制的大陆，如果有朝一日真的走向权力制衡、宪政约束，也早就意味着中共的寿终正寝了，当然也谈不上中共的承诺不可信。可以说，如果既要想改变中共的不可信承诺，又不想打算让中共灭亡，甚至认可它的合法地位，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
中（共）美谈判的艰难也在这里，美方坚持要求中方作出“结构性改变”，实质上是要求中方抛弃不可信承诺；中方则明修栈道，其实一直在暗渡陈仓，至死也绝不放弃不可信承诺。中共若真的放弃不可信承诺，10余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还能继续吗？极权主义的体制还能维持吗？中共若放弃不可信承诺，它还能拿出什么绝招挑战人类的普世价值呢？所以，中共绝不可能放弃不可信承诺，因为中共的思维方式，恰恰与诚信规则、与契约精神如同水火不相容。正如中共极权体制与权力制衡、宪政约束的文明制度，同样也是水火不容的道理一样。
中共至死也不放弃不可信承诺，决定中（共）美谈判难以分出输赢。不过谈判虽难分输赢，贸易战必有胜负。本来两国贸易，与市场交易双方一样，结果应当是双赢。没有双赢也就没有市场的发展与扩大。中（共）美之间贸易，中共却能做出你输我赢，靠的正是不可信承诺，以及这种虚假承诺下的钻空子、对市场的人为扭曲、对知识产权与网络商业机密的盗窃等等。华府与川普总统只要彻底明白中共的承诺绝不可信、永不可信，就知道该怎样对待中共，或许谈判的大门将关闭，贸易战的输赢也将见分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