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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大外宣”是中国推行全球战略的文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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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6 05:29: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文媒体、华人社团与中文学校,一向是中共“海外统战三宝”。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全球有4500多万华人、二万多个侨团、5000多所中文学校、数百家中文媒体。如何控制、管理这些中文媒体,影响华人的思想,增强对中国的凝聚力,被中共视为相当重要的“海外统战工作”。

自从中国2009年决定投入450亿元人民币巨资在全球推广“大外宣计划”,藉此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以来,有关中国大外宣的新闻不断出现。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北美总分社进驻纽约时报广场,与路透社(Reuters)、《纽约时报》、新闻集团等世界著名新闻机构为邻,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在纽约曼哈顿区帝国大厦三十层租用办公场所等。如果说这些消息还只是让媒体同行吃惊,那么当中国投入巨资在号称“世界广告业的入口处”——时报广场租下一块高约19米、宽约12米的巨型户外液晶萤幕,在那里日夜播放北京精心制作的《中国国家形象片》后,西方社会不得不开始关注这种豪阔投入的目的是什么。

但西方社会并不知道,中国的所谓“外宣”并不始于现在,中共当年作为在野政治势力之时,就已经行之有效地开始了“外宣”公关,而为其“外宣”主动效力的就是西方诸多左派记者;西方社会也不了解,中共建政后经过七十多年磨砺,其“外宣”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整套方略。在西方的中国观察者听到北京将投入450亿推进“大外宣”计划之时,遍布全球的华文媒体大多已归附北京旗下,非洲更是结出“大外宣”的硕果。

这种由中国政府投入大量金钱,由中国国家媒体、香港、台湾或其他地区的华人资本出面打造的媒体集团,形成了一种“恩庇侍从”结构,这种结构支配下的媒体,就是中共宣传机构的延伸,而非自由媒体。此前,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的红色渗透基本不张扬,之所以会在2009年突然高调宣称,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在全球范围内遇到主张西藏独立的支持者的抗议,让北京深感“争夺话语权”的重要。二是中国的GDP总量终于在2009年高达5·11兆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此有了底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其大外宣“宏图伟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肆无忌惮地进行红色渗透。

这些醒目的攻势终于让美国媒体业感到“中国人来了”。在西方世界堪称翘楚的美国传播媒体业对中国的来势汹汹多少有点无奈,因为近十年以来,传统媒体业进入严冬,不得不开展并购整合,但这种并购整合的失败率据说“比离婚率还高”。中国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以较低的资产价格大肆收购。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表示:“当我们的媒体王国正像喜马拉雅的冰川一样在融化,北京却正在扩张。他们想尽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信誉的新闻业地标抢占一席之地,所以他们要到纽约,要到(时报广场)这一标志性的地点,这就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确实曾有一段昏睡时期——典型例子是2009年欧巴马刚进白宫,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劳勃·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就向欧巴马提出,要将构建或G2(两国集团)作为中国和美国之间一个非正式特殊关系,以此作为中美关系的中心。

所谓G2,就是让中美两国共同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责任。但美国的媒体工作者对中国这些密集的外宣攻势还是能够感受到其咄咄逼人之势。他们当然知道中国政府挥洒金雨形成外宣攻势,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抢夺话语权,因为中国官方对此有相当直白的表述,“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资讯被西方媒体垄断”,也知道中国的大外宣是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服务的,了解中国的公共外交主要是文化公关,其目标是五点:“对外宣传中国的主张,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反驳海外对中国的歪曲报导,改善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对外国的政策决定施加影响。”

西方媒体当然也观察到,新华社已经在近几年迅速扩张,派驻全球各国记者的人数很快将超过6000人,其雇员规模将超过美联社(AP)、法新社(AFP)、路透社等世界老牌的通讯社。一位头脑清醒的西方记者看到这些变化,看到昔日的同行一个个为了优渥的薪资待遇而加入中国大外宣队伍,不无遗憾地总结:“在过去十年(指从2009年开始的大外宣),中国推出一种更为精巧、更为主动的策略,日益转为以国际观众为对象。中国正在尝试以大把大把的金钱来改变全球资讯环境,由拨款购买包含置入性行销的评论,到赞助宣扬正面资讯的新闻报导等,不一而足。在中国境内,媒体受到的控制日益严密;在海外,北京则寻求利用新闻自由的弱点来推进自己的利益。”

但西方社会并不知道,中国的所谓“大外宣”并不始于现在,中共当年作为在野政治势力之时,就已经行之有效地开始了“外宣”公关,而为其“外宣”主动效力的就是西方诸多左派记者;西方社会也不了解,中共建政后经过七十多年磨砺,其“大外宣”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整套方略。西方的中国观察者在听说北京将投入450亿人民币推进“大外宣”计划之时,遍布全球的华文媒体大多已归附北京旗下,并已经在非洲收获了“大外宣”的硕果。

本书将从回溯中国大外宣的历史入手,分析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形成的外宣媒体本土化(即在地化)策略,以及在此策略推动下的海外“大外宣”布局。本书将帮助人们了解到北京在推广其价值观上如何不遗余力。与北京有关的资本,正在全球购入不少媒体,美国一家百年老报《洛杉矶时报》,亦被一家亲北京的华人财团收购。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汤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1787年写道:“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本书展示的是与美国先贤杰弗逊所言完全相反的景象:中国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建立了一个由政府资本控制的大外宣网路——一个由多种语文媒体组成的红色媒体家族,这个庞大红色媒体家族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极权中国的全球战略服务。

(摘自《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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