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并致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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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                                                                                                                                                         
                                                                                                                    ——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

天安门母亲



一

我们是一群在“六四”大屠杀中痛失亲人的公民。

卅年前，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前的十里长街和京城中轴线沿线，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枪、坦克、甚至国际上已禁用的达姆弹，屠杀毫无戒备、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这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夺去了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让成千上万个家庭坠入无底的深渊。

这场大屠杀是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发生的。好几年间，北京的许多路口、大街小巷上仍弹孔累累、血迹斑斑。尽管卅年后，这些罪证已被林立的高楼、立交桥等一派“繁荣”景象所掩盖，但大屠杀的铁的事实已铸入历史，任何人都抹煞不掉，任偌大的权力也改写不了，任何等巧言簧舌也无法抵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同胞，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警示毛泽东：“人相食，要上书的。”由此，我们也不禁要问：人民军队在众目睽睽之下屠杀大批无辜同胞，难道就不会被历史所记录？难道大大小小的刽子手，最终能逃开历史的审判？

“六四”屠杀过去卅年了。卅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人生又何其漫长——足够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成为怀抱孩子的父母。卅年的尘与土，卅年的云和月，都无法平息我们内心的创痛！我们的受难，不仅限于“六四”当夜的屠杀，卅年来，我们内心的巨大伤口一再被撕开，撒上盐粒。当初，当权者放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调数十万野战军进京杀人放火，但事后，当局却相互推诿，卑劣怯懦地编造历史：政府先是将“六四”定性为“动乱”、“反革命暴乱”，几年后又改口为“政治风波”……。然而在201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中，又将“六四”重新标明是“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如此颠三倒四，反反复复、进一步退两步，岂不是越描越黑吗？

今天，面对“六四”英灵，我们至爱的亲人，我们不得不向你们倾诉：我们泪已干，力已尽，心已碎。我们为你们正名的所有努力至今尚未成功。我们满怀愧疚，悲痛难抑。苍天啊，你如有眼，请再赐给我们一点泪水、一点力量，让我们去擦净那至今尚泼向“六四”英灵的污泥浊水！大地啊，你如有灵，也请赐给他们以安息之所，还英烈以公道——他们是为“反官倒”、“反腐败”而献出生命的赤子，绝不是什么“动乱分子”、“反革命暴乱分子”！历史啊，你如有知，更请用你公正的手，抚平英烈的伤口，早日让这些圣洁的亡魂入土为安！

我们至爱的亲人啊，惟可告慰你们的是，尽管你们的蓦然离去，给我们每个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但你们的亲人们还是从你们的血泊中顽强地站立起来了。为了死者与生者的尊严，我们强忍悲痛、挺起胸膛，在戒严部队的霍霍屠刀下，打破沉默，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谴责这场民族劫难的制造者，要求公布杀害你们的真相，追究大屠杀刽子手的罪责。卅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从未放弃、从未停止过寻访同命运者，从未屈服于我们悲怆的命运，我们相互支撑、相互扶持，在胝足前行中凝聚共识，凝聚成“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个特殊的“六四”苦难命运的共同体，始终不渝地在风雨中共同为你们守灵。

二

我们是“六四”英烈的守灵人。

为了守护亲人们生前所秉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天安门母亲”群体从1995年起就向历届的“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及国家领导人发布联署公开信，正式提出公正解决“六四”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问责”。我们还提出与政府平等对话，将“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先易后难、逐步解决等原则性建议。

“两会”年年开，“六四”年年过，我们的公开信也年年写，年年用挂号信寄出。然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历届“两会”代表与国家领导人均傲慢地对待我们的诉求，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我们的善意与诚意换来的只是公安、国保、国安们对难属的更为严厉的控制。

岁月无情，生老病死之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从1995年起我们这个苦难群体中已有55位参与苦苦抗争的难属先后含冤离世。其中最为悲惨的是难友轧伟林先生（“六四”遇难者轧爱国之父）。2012年，这位73岁可敬的老者实在熬不住这艰难岁月，选择自缢，以死相抗，用这样决绝的方式到另一世界寻觅他的爱子去了！然而，这也撼动不了当权者的铁石心肠。

难友们一个个离去，2018年又走了五位！“六四”英烈死不瞑目，我们在悲伤、思念他们之时，不禁联想起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近年来，受害者（包括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家属、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等）一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日本法院一次又一次地否决了他们的正义要求。日本政府一方面极力掩盖真相，一方面采取拖延战术，希望拖到受害人一个个老去、死去。他们的种种言行不仅引起受害人的愤慨，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以及施害一方的当事人，也纷纷行动起来揭露真相。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的丑行，令我们对比想起另一事例——1970年，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忏悔致歉。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是希特勒、纳粹犯下的，而勃兰特则是多少年之后民主、自由之德国的总理，按说二者已经没有什么干系，但勃兰特却承担了当年德国纳粹的罪责，向罹难的犹太先灵、向全世界下跪、道歉！勃兰特的华沙之跪，震动了世界各国，提升了德国民族的国际形象，使之重归文明世界。为此，勃兰特获得次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华沙之跪也成为战后西德与东欧诸国改善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勃兰特说：“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利·威塞尔也说：“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他还说：“如果我们遗忘了，我们就是罪人，就是帮凶。拒绝记忆必将使我们重复过去的灾难和战争。”日本与德国同为二战中杀害异国异族人的战败国，一正一反两个典型例子引人深思。对于历届中国政府来说，卅年前戒严部队奉命所杀害的却是与其同种同族的同胞啊！面对这样的罪行，面对这样的事实，政府能永远扭过头去吗？！

今日中国的当权者，无非两条道路：一是如同日本政府一样，竭力掩盖罪行，把头埋进沙子里，迫不及待地等待“六四”难属一个个老去死去，似乎“六四”难属不在了，“六四”这个历史冤案、悬案也就不存在了。殊不知，对罪行的掩盖本身就是新的罪行！我们也深信，即使我们这个苦难群体的成员全部离世，也“自有后来人”，也会有人来执行“历史的遗嘱”！而拖欠愈久，付出的代价愈大，犯下的罪行愈多！二是学习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直面历史，对政府过去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与“六四”受难者群体展开真诚的对话，把“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公布“六四”大屠杀真相和死伤人数，对“六四”受害群体进行赔偿，对制造大屠杀的责任者进行正义的审判，从而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让“六四”悲剧不再重演……“天安门母亲”群体——“六四”亡灵的守灵人，殷殷守望这一新时代的早日到来！

三

我们是坚定的守望者。

至爱的亲人们，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如何守望，你们都不可能回家。我们所坚定守望的，仅仅是那迟到的正义。卅年来，我们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在卅年来的守灵与守望之中，我们也饱受失望的折磨，但我们绝不会放弃，将继续坚持！唯有如此，才无愧于良心，无愧于死不瞑目的英烈的魂灵！

在祭奠“六四”英灵之际，我们向政府、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下问题：

你们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全面、完整、准确地对待历史事件与评价历史人物，那么请问：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为什么只字不提为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立下不朽功勋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习仲勋等人，反倒是把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一股脑儿地堆积在邓小平这个“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头上，把他依然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吗？

你们充分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请问：卅年的实践已经足以检验了当年学生与市民在天安门广场向政府请愿“反官倒”、“反腐败”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他们行使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何罪之有？！卅年的实践已经足以检验：正是当年的滥杀无辜，把反腐的正义之声弹压下去，使得此后卅年的中国官场进入了一条无障碍的腐败快车道，上演着大面积的、塌方式的、肆无忌惮的、穷凶极恶的贪腐竞赛……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以法治国”，主张“司法公正”，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多次讲到“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如前所述，“天安门母亲”群体从1995年起就向历届的“两会”及国家领导人寄送联署信件，提出公正解决“六四”的三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以及将“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的建议。我们还将纸上的诉求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于1999年5月14日和5月21日“六四”十周年前夕，以众多难属名义，把“六四”大屠杀的责任者之一李鹏告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并由难属亲自先后把两份诉状送往高检。当时高检收下了诉状。我们的这些行动，与当前政府司法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什么我们直至今天依然得不到任何答复？

你们一直在倡导“中国梦”。作为中国公民，你们的同胞，我们也有梦。“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梦就是“六四梦”。我们梦想，有朝一日，国家能为“六四”英灵正名，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正名；定“六四”为国殇日，建立“六四”纪念碑及“六四”陵园，让英灵早日入土为安；为“六四”英灵举行国葬，让国人不忘国殇，让“六四”悲剧不再重演！今天我们在至爱亲人和所有“六四”罹难同胞灵前，我们鼓足最大的勇气，不畏报复，不惧高压，大声说出了天安门母亲“六四梦”的全部内容！请问，我们的“六四梦”何时能实现？或者何时能提上你们的工作日程？何时启动政府方面与我们难属之间的平等对话？（这里，我们还想提醒当今国家领导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曾致信中共十六大，提出三条解决“六四”问题的建议，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自己解决比由别人来解决好”。遗憾的是，他的热诚与睿智不能为当时的领导人所容，反而招致更为严酷的人身监禁。）

你们近年来以大国风范与气度在国际社会广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倡导公共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请问：作为中国公民、你们的同胞，“天安门母亲”是不是个苦难命运共同体？是不是个弱势群体？我们的命运难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就生活在北京城乡，你们的身边，在失去亲人的苦难中挣扎了几十年。历届国家领导人对我们均置若罔闻，若无其事、安之若素。卅年来，有哪一位当权者真正关心过、理会过我们？而卅年来陷我们——你们的同胞于苦难之中的政府，不去真正忏悔纠错弥过，又有何资格去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想在世界范围内立威，可没有高压国内的民众那么容易吧！

我们也注意到，前不久中国领导人对海峡对岸的台湾同胞一再喊话，表示“两岸一家亲”、“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如果你们能早日解决拖了卅年的“自家人杀自家人”的惊天冤案，那么一个行动会胜过一打宣言。否则，如何取信于世界？如何取信于天下以及彼岸的自家人？

每当听到电视中播放国家领导人的“为民”讲话，允诺要让百姓增加“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时，我们就悲从中来，内心无比凄凉！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三感”在哪里？我们该如何获得“三感”？

这里，我们愿意告知国家领导人：自从卅年前我们的至爱亲人惨遭戒严部队杀害，那灭顶之灾重重地压在我们每个家庭之上后，人间的幸福感就离我们而去。人死不能复生，在我们的亲人死不瞑目时，我们何敢奢谈幸福？你们亦是为人父、为人子者，不难体察我们心中的“痛”。

至于“获得感”，则不妨略作分析：当年我们的亲人被杀害时无论是属于哪个年龄段，他（她）们留下的或是嗷嗷待哺的遗孤，或是相濡以沫的妻子，或是垂垂老矣的父母。卅年前，他（她）们或者已经是家中的顶梁柱，或者即将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了。可现如今呢？！失却顶梁柱后的卅年中，我们的生活跌入低谷，所获得的是无穷无尽的难与困。我们这些蒙难家庭在经济上、精神上等等方面所受到的损失与伤害，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所能描述，也不是用数字所能计算的。更有甚者，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部分成员却由于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要求追究刽子手的罪责和为困难家庭呼吁人道救助，而被当局剥夺了包括工作权利在内的种种权利。我们完全没有“获得感”，恰恰相反，我们有的只是被剥夺感！

言及“安全感”，则更具讽刺意味。自从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公开谴责“六四”屠杀，要求公布杀人真相以来，“六四”难属就成了国内最为“安全”的一群——凡是参加公开信署名者几乎都生活在政法部门的关注下，这些部门对我们施行“有罪推定”的原则，一到敏感时期家门口就被人和车站岗放哨，不得随意外出和接待来客，即便被允许外出，也有警员（或便衣）、车辆相随。电话被窃听、电脑被“黑客”。有的难属的居室内外竟被安装监视器。有的难属不止一次被警方传唤、监视居住、刑事拘留、甚至带上手铐关押到看守所……对于外地的难属则更加毫无顾忌。当地警察竟上门直白警告，不得参加“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联署签名，否则就停发那少得可怜的低保费！

四

我们是守灵人，我们是守望者。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六四”英灵——我们至爱的亲人，我们没有被高压所压倒，不会被利诱所分化，就是因为你们的大无畏精神一直与我们同在！

还要告慰“六四”英灵的是，你们的亲人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并不孤立、孤单，世界并未遗忘“六四”。国际社会中的各国政府、政要、民间团体以及国内外的良心人士一直关注着你们和你们亲人的命运。这让我们感到人性的光辉和温暖。

早在1990年的“六四”——你们殉难一周年之际，当时的美国国会议员、现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就踏上中国国土，在戒严部队严守街头、虎视眈眈之下，勇敢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你们倒下的地方，打出横幅：献给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她当即被带往天安门广场派出所遭传唤、扣押，被驱逐出境。）

联合国也曾关心过我们。1993年，联合国人权大会不顾中国政府的阻扰，正式邀请“六四”难属参加维也纳的非政府组织的人权会议，尽管未能成行。

1995年，美国前总统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率团来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之际，与非政府组织一起，营救了被中国当局非法羁押的“六四”难属。

199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访华期间，曾向江泽民提出要会见“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虽然未果，但难能可贵的是：在之后的两国首脑共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从历史高度公开表明对“六四”的态度，他希望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要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

2008年，德国现总统、当时的外长施泰因迈尔访华，经他的一再坚持，终于排除阻扰，与德国两党的访华议员们，一起成功会见了“天安门母亲”代表。

据我们所知，已故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有不少我们所不知晓的人士，为了鼓励我们坚持前行，曾多次为“天安门母亲”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不会忘记不少西方国家驻华使馆如美、英、德、法、瑞典等国的外交人员以及这些国家的记者们都在我们最为艰难时刻所给予的弥足珍贵的人道关怀。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香港地区的记者和市民们的热情。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总会令我们热泪盈眶！

正是在那些被中国政府视为“敌对组织”的“全美学自联”、“中国人权”、“港支联”等民间人权团体以及众多海内外友人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慷慨人道捐助下，那些嗷嗷待哺的“六四”遗孤得以成长、完成学业、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特困户得到特别照顾、年迈多病的老人也终于熬过了一个个秋冬春夏。

这都是人间大爱！我们心存感激却无以回报，只能铭记于心，祈愿上天赐福给天下的所有善良之士。

至爱的亲人啊！今天，我们克服了重重阻力，得以聚集在一起默默地祭奠你们。卅年了，还没有为你们讨回公道，还无法让你们安息，我们无比愧疚，能做的就是坚守住“三项要求”的底线，维护生者与逝者的尊严，保持难属群体的独立性，做坚定的守灵人，做坚定的守望者！

让鲜花与烛光给予英灵们些许温暖与安慰吧！愿黎明早日到来，上天护佑我中华民族！

天安门母亲泣祭于2019年清明节前夕

签名人：

尤维洁、郭丽英、张彦秋、吴丽虹、尹敏、郝义传、祝枝弟、叶向荣、丁子霖、张先玲、周淑庄、钱普泰、吴定富、宋秀玲、孙承康、于清、孙宁、黄金平、孟淑英、袁淑敏、王广明、刘梅花、谢京花、马雪琴、邝瑞荣、张树森、杨大榕、贺田凤、刘秀臣、沈桂芳、谢京荣、金贞玉、要福荣、孟淑珍、邵秋风、谭汉凤、王文华、陈梅、周燕、李桂英、徐宝艳、狄孟奇、王连、管卫东、高婕、刘淑琴、孙珊萍、刘天媛、黄定英、熊辉、张彩凤、何瑞田、田维炎、杨志玉、李显远、王玉芹、曹长先、方政、齐志勇、冯友祥、何兴才、刘仁安、齐国香、韩国刚、庞梅清、黄宁、王伯冬、张志强、赵金锁、孔维真、刘保东、陆玉宝、齐志英、方桂珍、雷勇、葛桂荣、郑秀村、王惠蓉、邢承礼、桂德兰、王运启、黄雪芬、郭达显、王琳、刘乾、朱镜蓉、金亚喜、周国林、穆怀兰、王争强、宁书平、曹云兰、林武云、冯淑兰、付媛媛、李春山、蒋艳琴、何凤亭、奚永顺、肖宗友、乔秀兰、陆燕京、李浩泉、赖运迪、周小姣、周运姣、陈永邦、刘永亮、张景利、孙海文、王海、陆三宝、姚月英、任改莲、倪世殊、杨云龙、崔林森、吴卫东、贾福泉、王德义、朱玉仙、石晶、袁刃、包丽梅、奚贵君、钟俊华、轧爱强（共127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苏冰娴、姚瑞生、杨世钰、袁长录、周淑珍、王国先、包玉田、林景培、寇玉生、孟金秀、张俊生、吴守琴、周治刚、孙秀芝、罗让、严光汉、李贞英、邝涤清、段宏炳、刘春林、张耀祖、李淑娟、杨银山、王培靖、袁可志、潘木治、萧昌宜、轧伟林、刘建兰、索秀女、杨子明、程淑珍、杜东旭、张桂荣、赵廷杰、陆马生、蒋培坤、任金宝、张淑云、韩淑香、石峰、王桂荣、隋立松、田淑玲、孙淑芳、陈永朝、孙恒尧、徐珏、王范地、李雪文、王双兰、张振霞、肖书兰、谭淑琴（共5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