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顺从主义的产物

施卫江

剩女：顺从主义的产物

      每年三八妇女节之际，媒体总会提及中国的“剩女”话题，想要彰显多多的社会关怀，却不怎么讨好，一部分剩女认为，媒体似乎在嘲讽未婚女、蔑视“三高女”、歧视“白骨精”。聚焦于众人视野下，这些评头品足与街头巷议交汇在一起，隐私感陡减，令剩女们好不尴尬。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剩女的涌现恰是中国特色顺从主义的内在必然逻辑。顺从主义，乃驯服之举也。

（一）

“顺从主义”的话题首先出现在西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指出：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社会服从，就是“顺从主义”，它缺乏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从而缺失人性高尚的维度。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调控的福利制度被强化，社会贫富差异不再显著，物质报酬的提升使工人们普遍免除了生活的贫困；宪政民主体制的充分调节起了作用，使得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予以稀疏而淡化，激烈的社会冲突已稀见。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技术理性转变为奴役工人而不是服务自由······于是人们趋于原子化和同质化而成“单面人”异化，人们的个体性、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丧失在大众文化的娱乐、消费、感受和轻松之中。

     可是西方毕竟有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以《圣经》为代表的父系制神论，在男女两性关系上分开等级层次来，当然不是平等、公正的对待。现代西方的哲学人类学在继承了生命哲学、唯心主义及基督教的基础上，舍勒运用现象学原理推出“否定性人伦”：“人的本质即在于对于周遭环境吐出一个强力的‘否’字”，这种人伦极力张扬超拔的人的主体性，显然是刚健有为的雄性表达，但其缺陷是没有显明男女之别，只是笼统描述人类整体。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创立《否定辩证法》，极力要对于“同一性”进行彻底瓦解，对于任何现实的确定性都要进行一番否定，从而走上激进的批判主义路线。总之，都是持鲜明的二元对立之分。

（二）

与雄性刚健和充满活力的二元论相反，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女性化的“天人合一”，她的原始意象就是与大地母亲未脱落的脐带，且无勇气去剪断。先天的秉性使然，中国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得自觉规训成“适应环境”的性情，若投射在男女情爱和婚姻上，那么困境就凸现了。

今天中国的实情是，孩子们出门第一步，要好好做学生，从小学一年级起，若读书用功逐级进步到大学高年级，务须执行无数遍次的军事化操练：“稍息，立正，向左看齐，向前看，齐步走”。当成年累月的规训达成了目的，习惯便成自然，规训的程序和指令渐渐内化为学生们心中坚定的信念和生活方式，于是看待世界也养成了单一侧面的“向左看齐”——岂不知世界上尚有更多更好更美更精彩的图像有待于学生从右方、上方、下方、前方、后方等各个方位去观察、了解、欣赏和判断，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全面的合格教育。

      听话，驯顺，服从，遵命，乖乖囡，去势化，乃好学生是也。德智体三者，德育为首要。万事均讲德，德的评判标准仅在于师、长一端，顺从主义实际操作上就是顺从师、长，其本身又是一个德育的目标。待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还不表明顺从主义已经结束，一张更为宽广深喉而大道无形的网络——“无物之阵”（鲁迅）它大道无形，扑面而来，法网恢恢，网罩心身，欲罢不能。有形一面的如，当代中国的许多私营企业，如华为、巨人、健特、富士康等等，其老总们嗜好军事化管理模式，过一把土皇帝瘾，搞起“训政”、“团体操”、“大合唱”、“床垫文化”之类强求顺从，以操控下属，至于官营企事业单位的政务甭说了。

中国的顺从主义就是尽力建构“一元化”的制高点，只要显现为“二元”，“顺从”就遭颠覆，于是乎，一句顶一万句，一元化领导，说一不二，千变一律，保持一致，高度统一，一致通过，齐声高呼，山呼万岁······

    规训合格即为良民，这该是怎样的性情呢？试想：当男男女女都说着相似的话语，操着统一的调子，思索相同的人生，从事着类似的事情，个性自由荡然无存，被荣格用来精神分析而描述为人格原型中“阴影”的东西也就无所依靠，“阴影”的缺失则使得人们的生活流弊于浅薄和缺乏生气，那么这个世界就呈现为单色调的图景，单色调就难以为丰富多彩的婚姻人生添加多少燃料供燃烧。婚姻的燃料既然缺乏，于是剩女多多，剩男也多多，并且离婚率高企。

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与女人》中论道，“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则可能是造成无性化和女性化倾向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其他人相对皇帝而言，都必须多多少少具有阴柔的性质，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时也将自己‘臣妾化’。事实上，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的同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这种阴性特质之一元化打造于红色皇朝时代继续上演并深化，造就了中国人纷纷要“逃避自由”（弗洛姆），以求得安稳。有多少雄性豪杰以犯上作乱得罪为此结局。

剧作家沙叶新论道：“解放以来以整人（而且越是有才华，越是有思想、越是有见解、越是有骨气的人越是被整）为最终目的的某些运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这样一种使人颤栗的社会政治环境，只能造就奴才和庸才。”（《天下几人是男儿？》）在《寻找男子汉》剧中，女主人公舒欢有一段台词：“男人的懦弱，也许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又来的一次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留给中国人以足够的警示：明哲保身，知雄守雌！

（三）

人世间的美感和爱情可不是从天而降的甘露，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去寻觅、去争取、去开拓、去创新。主动性的激发有赖于人们自身生命力强健的个性自由，这可难倒了顺从主义已经积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中国人。

健康的夫妇之道，乃基于生命的自然律法：互补互助、相吸相引。即如阴阳之道、磁铁之理，各自的“阴”和“阳”极性以强盛为上佳，若是，则男女两性间吸引强烈，双方便甜甜蜜蜜，如胶如漆，两相取悦，互为生化。

设想一下：但若有某政令“顺从”为纲要的磁性棒从外部强行插入一磁场中，使得该磁场原有的两极间发生偏差，减弱了阴阳两端的极性，进而外加的强制磁场使得原有的两个极性发生了偏转，阳性之极特别受影响，使之阳极磁性大大退化，而阴性也有所退化，使得两极之间极性差减弱，从而磁性吸引力减弱。

     在美学上，男女相爱是看成一场两性相悦的情感游戏，两性相悦须有“审美间距”，即以审美活动的主客体要维持适当的间距从而产生出最佳审美效果。男女双方唯有达成优美感的审美效果，才会孵化出深深之爱和情来。可见：男女两性相悦就必须是二元而绝不能是一元。广而言之，包括审美在内，人类的任何有效实践活动，都需要主客体鲜明的二元之分。

     可是以“顺从主义”为要义而生活着的男男女女，纷纷以强化自身“阴性”特质来适应“乾纲独断”的生存环境。与传统皇朝时代有所不同的是，毛时代“性政治”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它以“阶级性”的名义来强行掩盖“男女两性”关系。在去掉男性阳性（去势化）的同时，女性又得搞中性化、阳性化，美其名曰：“半边天”、“男女平等”、“女强人”、“铁姑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美国华裔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写进《有关中国女性》一书，她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

当中国人的阴性特质被普遍强化了起来，两性间性特质差异性也就大大减弱。社会学家郑也夫论道：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将男子打回家庭，成为主妇，将女子赶向社会，成为强人，从而最终失去了男子的气概与女子的温情，沦落到一种‘中性’或曰‘无性’的状况中。此种‘无性’又将使这个社会变得无色—色彩单一，无情—情感贫乏，无味—趣味枯燥。”（郑也夫《代价论·男女平等之困惑》）

进入了后毛时代，从表面上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男女两性间“极性偏转”渐渐舒缓了下来，转为重点搞市场经济建设，上班族妇女“回家论”一时风起，然而在处理男女两性间对抗性关系上“极性偏转”更甚，“性政治”在加剧，以强化“狮子型社会”的建构：“做女人真好”。（施卫江《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如鼓吹什么“围裙丈夫”、“私房钱丈夫”、“床头跪”、“妻管严”之类的家庭模型导向（徐安琪），当“严打”一波又一波地袭来之时，男人们纷纷落马获重刑，罪行只是侵犯了女人的小小权益，甚至有男人闹离婚者，就须判刑得过（苏晓康《阴阳大裂变》）。反之，若有女人侵犯男人权益而得罪获刑的，待挨到了“三八节”这天即可纷纷获释或减刑。如此等等则发生了更加明显的“磁场偏转效应”——在男人呈现阴性的同时，女人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阳性化。文学大师感叹道：“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中国的男人，似乎有点不大像男人；中国的女人，也有点不大像女人······如果中国的男人都很像男人，为什么会有‘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中国的女人如果都很像女人，为什么会有‘中国的女人都到哪里去了’这种说法？”（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男人之（一）奶油小生》）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市2019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