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政治谈判里与虎谋皮的历史教训

FRANKSTON

张宇韶






习近平年初提出五点讲话后，朝野两大政党的反应有着天壤之别。蔡英文总统重申元旦讲话的“四个坚持”的内容，积极坚定的回应直接反馈在网路声量与支持度上。除了统派的附和外，面对北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九二共识统一化”以及“不排除以武力作为解决两岸关系手段”的说法，国民党的立场则相形尴尬。

由于无法正面诠释北京的立场，当下正值党内总统提名的短兵相接之际，有意问鼎大位的蓝营天王遂提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此一议题，企图闪躲两岸定义权被北京拿走的举证责任，同时制造“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的假象。蓝营学者宣称“谈判不是坏事，而且未必居于下风”。然而，事实果真如此？

在过去国共政治协商谈判的历史中，国民党多半处与劣势，其实都有脉络可寻，这可从中共的政党属性与谈判策略得到解释。直白说，中共就是一个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政党，奉行的是政治实力原则，这意味为了争取最大利益，当自己弱小时可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大的妥协与让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时，北京就以外蒙古独立、中长铁路共管以及租借旅顺大连两港作为条件，藉以换取苏联的军事与经济援助。1945年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也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毛泽东彼时之所以愿意与蒋介石会晤，建立温和改革者形象有助于争取国际社会与民主党派的支持。

当中共的实力已经坐大时，中共必然采取截然不同的谈判策略：不可妥协的政治前提、不把对手视为平等的谈判对象以及提出极为严苛的谈判条件则是主要的内容，这与一般主张“不设前提、立场对等以及条件开放”的谈判理论全然冲突。其目的就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立场上，先声夺人并转嫁谈判破局的责任，最终让对手在面临极大的压力下进行不得不让步。进入这种“最多赢回自己或回到原点”的谈判模式注定不可能有好下场，因为游戏规则与过程节奏都掌握中共手上。

1949年国共所举行的北平和谈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就是的最好的借镜。在历经三大会战之后国民党已经元气大伤，在桂系的进逼下蒋介石被迫下野。此时代总统李宗仁对于国共隔江而治心存幻想，故派出以张治中、黄绍纮、邵力子为代表的谈判代表团赴北平进行政治谈判。岂料中共提出包括严惩战犯、取消中华民国伪法统、军队整编、没收买办财产、进行土地改革等严苛条件，谈判过程中周恩来还宣称“不论是否签字共军都要渡江”的恫吓姿态，南京政府虽然最后没有签字，然而在中共明示“代表团成员皆是战犯”的威胁下，导致国民党代表团整体投共，创下谈判历史中极为难堪的纪录。

历史似乎又重演一次，正当习五点谈话立场强硬且语带挑衅之际，国民党不顾中共已将两岸政治谈判前提预设为“统一模式”，并以政治协商作为谈判的身份，亦即将国民党置入“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其中一环，这意味双方的身份是建立在他大你小、他主你从的不对等关系上，在这样的谈判陷阱中，一进入到北京的游戏规则中随即失去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民国的主权彻底被边缘化。难道这就是国民党这些政客所高举的两岸永久和平？在我看来这与二战前夕张伯伦所签署的《慕尼黑协议》没什么不同，这种绥靖政策的思维，至多化为一张和空纸，最后仍然要面对战争的毁灭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