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避不了“日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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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峰


                中国总理李克强最新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予人最深印象的不是什么减税费两万亿措施，也不是如“打硬仗”般的政治口号，而是中国染上90年代“日本病”的征状越来越明显。往下来北京政府每年大概都会采取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措施及宽松货币政策，但效果将会越来越差，GDP增幅将不断下调，并逐步陷入长期停滞。


先看最新公布的GDP预测数据，今年公布的指标是6至6.5%，是28年来最低，也延续近年那种拾级而下的经济下行态势。要知道内地的经济数据向来渗满水份，过去不断发现各省市的经济增长数据加起来比全国的数值高一截，显示各级政府作大报假的情况已成惯例，每年实际GDP增长情况随时只有公布数值的六、七成甚至更低。若预计增长率只有6至6.5%，实际上可能只有4%上下的GDP增长，这样的数值跟欧美发达经济体已甚为接近（美国去年第四季增长2.6%），绝对算不上什么惊人的增速。


更重要的是，GDP从双位数增长拾级而下，前几年还能力保7%，现在已跌至6%大关，而在众多冲击之下能否守得住仍是疑问。从来由奢入俭难，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对企业及个人而言意味前景转差、增长放缓，未来在投资及消费上肯定变得审慎、节约，当中企业大有可能把投资转到国外增长较快的市场，消费者则会因收入增长放缓而樽节开支，特别是不必要的奢侈消费；近两年奢侈品消费额在中港市场下跌已开始反映这样的心态。


私人投资与消费向来是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日本90年代以来就因为这两头马车失去动力而令整体经济停滞，20多年仍无起色。中国开始步入同样的恶性循环，要避过日本的困境不容易。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不利的结构性因素，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用尽，人口老化的速度则不断加快（比日本更快）。从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占人口比例开始倒退，七年之间劳动人口下跌2,600万人。到2018年，连就业人数总量也首次下跌，预计将持续下跌。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出生率下降趋势无法扭转；即使北京当局力推二孩政策，2018年新生婴儿仍比2017年少200万，并预期继续下跌，令中国人口或更早见顶回落。


新增劳动力上升（包括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城打工）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再加上内地政府大增基建投资，成就过去30多年快速经济成长。现在不管新增劳动力还是人口增长都开始逆行，意味少了生力军推动发展，也意味对基建及城镇化的需求下降，对经济的压力甚大。

AI对抗人口老化好坏未知


更糟的是，人口快速老化令社会负担比率上升，消费意欲下降。一方面，长者倚赖退休金及储蓄度日，消费力下降；另一方面，年轻一代要作高额储蓄应付社保及医疗开支。这样下来，内地经济怎能不雪上加霜。


不少人寄望发展高科技产业如AI、FinTech可以纾缓人口及劳动力下降带来的坏影响。但过往的经验显示，科技产业往往形同creative destruction，成就新产品新工种之余也会摧毁旧产业，令大量原有工人失业及得转换工作。以内地经济体制的僵化及低效率，这样的调整对经济增长是好是坏还在两可之间，想倚靠高科技产业把中国经济拉出下行周期未免太一厢情愿。


日本90年代开始的经济停滞虽然由股市、地产泡沫爆破触发，但长期未能纾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私人投资、消费不前及人口红利变赤字等结构性因素所致。在这些长期不利因素下不管政府推出什么财政、货币刺激措施也不管用。中国经济体质、体制只有比日本弱，再加上“人口赤字”来得更急更快，它怎可能避免走上长期低迷停滞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