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对西方的“超限战”与锐实力

Macedon

目前，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协议虽然还未曾达成，但美国这把“强弩”已有不能“穿鲁缟”之势，北京以“拖”字诀静待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这个策略显然有效。媒体在贸易战开打之后那些危言耸听的预测，比如“即将开启第三次世界大战”，“新冷战”等仿佛也被人忘记。中美之间这种战不似战，和亦非和的状态，到底应该归类为哪种类型的战争？

西方社会的敌人究竟是谁？

3月上旬，我的《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在台湾出版。有采访者向我提问：专家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新冷战”已经开打了，这是中共启动“超限战”对全世界的战争，其中包括媒体战。这段提问包含了三种较量形式完全不同的战争，我看过不少时政评论，发现有些作者自己也没弄明白三种战争的重要区别。

2018年3月，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新冷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尤其是前者，确实占据了西方媒体很多版面，还有不少悲观预测。但我一直认为没到那程度，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来某时也许会发生，但战争的一方绝对不会是中国，一是因为中国没有与西方开战的实力，二是因为中国现在是个资源对外高度依存的国家，牟取利益不仅不能通过发动一战、二战这种传统的军事征服，反而更依赖与外界维持经贸关系来实现。

西方国家至今不愿承认以下两点事实：

一、对西方文明真正构成最大压力的不是中国，而是伊斯兰文明。二战以来，美英等西方国家选择与伊斯兰国家结盟对付共产主义；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美国对中东的干预，不仅未能使这块土地上的国家进入民主化，反而让这块热土成了世界动乱之源，西方不敢正视塞缪尔·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参见《重温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正当其时》）。现阶段，这种“文明的冲突”已经通过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事件，严重影响了西方各国的国内安全；

二、美国、欧盟政治面临国内左派社会主义诉求的压力，这种左派是西方内生的，与中共目前奉行的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影响无关。比如在法国，马克龙总统面对持续不断、诉求极为多元化的“黄背心运动”，不得不派发福利蛋糕以“恢复团结”。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在2019年的“新年致辞”中警告法国人不要忽略现实：“我们不能只要求少工作，却多挣钱；多减税，却增加开支；不想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却想呼吸更纯净的空气。”在美国，以伯尼·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在形成挑战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一股潮流，而且必将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主要话题。

上述两大矛盾均涉及西方政界、学界、教育界、思想文化领域坚持捍卫了几十年的“政治正确”，正视它们将动摇政治之本。中国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开打贸易战之目标，北京确实难辞其咎，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超限战”。

为何不是“新冷战”？

“新冷战”这提法比较普遍，但提出者完全忽视了美苏冷战发生的条件是什么。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冷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两大前提：政治上，全世界分裂成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并用相关法律明确地划分出敌人与盟国；经济上，两大阵营之间并无多少经贸往来，即使是苏联，与西方各国也无太多经济交往。

目前，放眼全世界，不管实质如何，各国并没有分裂成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两大阵营，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多少坚定的盟友。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将近170个国家建立了程度不等的经贸关系。撇开经济上的利益考量不说，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议题，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是双方下注。以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对付华为为例，美国认为有多项证据表明，使用华为技术损害西方的国家安全，呼吁盟友抵制华为的5G，结果只有澳大利亚宣布抵制华为，美国在欧洲、印度、阿联酋和其它地方的盟友抵制美国的要求。德国总理默克尔回应说“德国人将为自己确定我们的标准”，公开宣布要与华为合作。二战后英美多项秘密协议催生的多国监听组织“UKUSA”——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一直互通共享情报信息，但在美国打算联合其盟友“围剿”华为之际，英国政府却声称“华为5G设备风险可控”，新西兰紧随英国之后重新表态，称华为从未在该国5G竞争中“出局”。

这种情况下，美国几乎没有可能集结盟友，对中国开展所谓“新冷战”——更何况特朗普总统本来就没这一打算，他展开对华贸易战的诉求是公平贸易，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

中国的超限战=西方所指的“锐实力”

“超限战”是中国军旅作家乔良和前空军大校王湘穗在其所著的《超限战》一书中提出的概念，2016年，该书又出了修订版。根据两位作者的论述，超限战是与传统战争（一战、二战）及冷战均不相同的新战争手段，是一种运用一切手段、超越传统战争手段范围的新型战争形式。《超限战》一书立足于美国在越战后的历次战争，特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以来现代暴力冲突的演变与现代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高速发展之上，将其与网络攻击、亚洲金融风暴、国际极端恐怖主义相结合分析，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无处不在，包括金融、贸易、网络骇客、媒体与国际法等范围，何时何地都将是战场，旨在通过不流血手段达到传统战争可能达到甚至不可能达到的效果。超限战特别强调技术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同时也提出军事思想仍是现代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超限战”有所反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一些研究者也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锐实力”（Sharp Power），区别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Soft Power）。2017年12月，美国民主基金会曾发布报告《锐实力：威权主义影响力在民主国家中渐增》（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特别指出“锐实力”与“软实力”的不同，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的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某国，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某国所期望的行为的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但“锐实力”则是以“利诱”及“威胁”并用的方式，令有利于己方的舆论变成主流，回避或压制负面议题或问责言论，从而减低威权强国在海外拓展经济项目和国家形象上所遇到的阻力。该报告详细分析中国如何通过媒体、经济交往、学术与文化交流等方式影响拉丁美洲，维护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拙著《红色渗透》今年3月在台湾出版，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张锦华女士为其写的序言标题就是《警惕中共的锐实力——红色大外宣》，对中国进行多年的大外宣做了相当精确的定位。

与民主基金会发布上述报告几乎同时，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亦以“锐实力”为题，指中国通过收买与利益笼络等多种方式，影响舆论取向，操控各国的决策。有别于国际社会认可的软实力，锐实力的影响力具侵略与颠覆性、能削弱他国主权，是一种独裁国家利用自由国家开放社会的“不对称作战”。参照中国的《超限战》一书所言，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完全不必要担心中国成为“新冷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角，但却要小心中国正在进行的超限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