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修改“红通令”：不想为专制者所用

dandenong

有190多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发布的“红色通告”已成为中共等专制政权打击异见人士的工具。近日，该组织修改“红通令”发布的程序，使之更透明，避免被专制者滥用。但分析认为，此举仍不能完全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在庇护国不受追捕。

4月3日，法新社报导说，国际刑警组织每年发布13000多个红通令，其中有些被指是某国政府出于“政治动机”或“滥用”红通令，来追捕本国逃亡海外的反对派人士。

位于伦敦的“公平审判”（Fair Trials）指控国际刑警组织，被一些独裁国家利用向本国政治反对派发红通令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埃及和土耳其等。

据该组织介绍，由于政治原因被红通令追缉的案例，包括已加入德籍的维吾尔族异议领袖多里坤-艾沙（Dolun Isa），此人曾长期遭中共的红通令困扰。

埃及人阿卜戴拉提夫（Sayed Abdellatif）因在本国受酷刑迫害，2012年他流亡澳洲，要求避难。但开罗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红通令，导致他被关难民营5年。

德国人秘书长Jurgen Stock于2014年启动了名为“流亡者政治”的改革，建立新的检查机制。然后国际刑警组织重新审视控制红通令的机制，使之更加透明。仍不能完全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在庇护国不受追捕。

玻利维亚律师Mauricio Ochoa Urioste在本国被判处9年徒刑，逃亡乌拉圭的案例，开启外界对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的质疑。

事实上，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是一个为逮捕、遣返逃犯而设的警报系统，并非国际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都可申请发布，也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应对。

然而中共多次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知”在海外进行追逃，党媒也常把“红色通知”称为“红色通缉令”。



2016年11月，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让外界极为震惊。2017年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在北京时，中共强调要推进国际合作。外界斥责这是邪恶力量对文明世界的侵蚀。

一些人权组织认为“红通”发布系统黑箱作业，已成为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外延。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文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将国际刑警组织称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组织”。

他表示，该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外延，延伸到了西方国家。中共的手也已经伸进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理查森的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来记录中共官员和外交人员如何骚扰联合国人权专家，让他们不要去提有关中共的负面资讯。

2018年1月“人权观察”发布的报告说，外界无从知道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应中共要求发出过多少红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红通名单。

旅加作家盛雪表示，中共要发放一个红通名单，要出50万美金，拿掉一个名单也要出50万美金。但中共为了迫害当事人，不在乎这些钱。而国际刑警组织为了钱放弃了原则，中共成了它的大客户。

曾代理过多起“红通”案件的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认为，红通通缉令是中共把“北京模式”向全世界扩张的一种方式。腐蚀外国的政府官员、到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来推销中共的党文化，收买各地的报纸电台等，也都是中共的扩张手法。

叶宁认为，红通成了中共的打压手段。真正的大老虎一个也没有，很多都是小贪官、异见人士。



中共多次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知”在海外进行追逃。示意图（ LINTAO ZHANG/AFP/Getty Images)

流亡美国的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2006年在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大会时，他和两名助手因为上了红通名单被警察扣押。
魏京生指出，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共控制已经很多年了，中共给了它大批的钱，糨因此成为中共的一个工具。
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公平审判”的高级法律和政策顾问吕蓓卡·莎弗尔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问题，不仅是让流亡者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中，也让所有190多个成员国成为这种骚扰的共犯。
总部位于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成立于1923年，是联合国以外最大的国际组织，目前拥有194个成员国。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通报以七种颜色标示，最高级别为红色通报，表示需要逮捕和引渡，红色通报并不具备“通缉令”的法律效力。
去年，中共前公安副部长孟宏伟回国被中共秘密抓捕，之后辞去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为避免克林姆林宫的控制，国际刑警组织否决了俄罗斯候选人普罗科楚克（Alexandre Prokoptch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