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里大火悲剧：人员缺乏经验 无人机失效 对讲机不足(图)

Rosanna

西昌森林消防大队的队员在追悼会后，久久不愿离去。（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11日《南方周末》）

　　那天全镇东拼西凑，最后凑了4个能用的对讲机。熊红军的对讲机没电后，从左路下来的那一路人，在逃命的几小时内也处于“失联状态”。

　　用以侦察火情的无人机早在他们到达立尔村不久后就被宣布失效，张军解释，因为海拔高，温差大，无人机的镜头起了雾，甚至结了冰晶，“根本看不清”。

　　这看起来是一次没有把握的救援。火场下午会起大风，烟点尚未排查清楚，冒着风险下山扑火，救火人员仓促进了火场。

　　王鑫的无名指和手腕上有两道白痕。出发救火前，他担心驳杂的树枝会勾住逃生之路，于是摘下手表和婚戒，将它们留在镇政府办公室。

　　他越来越少和人提及那个大火的傍晚，希望时间能让记忆淡去。

　　王鑫是四川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武装部部长。2019年3月31日17:30左右，他带着五十多位村民，从山顶向山下的烟点靠近。出发已半日，人们很疲惫。接近18时，大火突然在十秒内从山脚窜上山腰，“就像火焰喷射”。

　　他们跳下陡坡，开始逃命。王鑫回忆，逃亡时，人像山崖上飞奔的猴子。

　　他攀住沿途的树枝和石棱，左手掌被划出一道伤口。

　　王鑫的伤不算什么，这场大火吞噬了31条生命。在森林火灾灾害分级中，死亡人数超过30人已属特别重大森林火灾。而木里上一次发生致人死亡的森林火情，还是在21年前。这是继2015年“8·12天津港爆炸”后伤亡最惨痛的消防事件。

　　烟点在4月5日被宣布全部扑灭，却又在次日下午复燃。王鑫没能与大火暂告一段落。

　　一场已持续12天的大火，让全国林业第一大县木里，重新思考在森林防火上面临的困境。

　　过去一年，木里县组织召开了川滇两省三州九县（市）护林防火联防会议，官方数据显示，全县的森林火灾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下。

　　数据没能阻止这场大火带走扑火者的生命。天气、地形、设备、交通、指挥调度等诸多不足，在这场山火中偶然地交织，酿成悲剧。

　　在木里县最近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县长通报了火灾情况。一位县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觉得县上还是吸取了很多教训……在森林防火上，可能我们整个管理体系还有比较多问题。”

　　怎么救火？下山扑火凶险难料

　　和3月大多数时候一样，3月31日那天日光强烈，没有降雨。凉山州气象部门的信息显示，今春，州内大部地区晴暖多风天气居多，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长期居高不下。

　　大约15:00，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徒步到达山顶，几支扑火队伍在山顶会合。

　　大队长张军作出判断。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提道，“到了火场要先观察，上山火是很难直接扑救的，下山火则利于扑救。我们到现场时，火是下山火，相对比较容易。”

　　没人预料到后来的火情进展。立尔村所在的麦地龙乡党委副书记熊红军回忆，“当时火点的明火不大，加上地形复杂，可能误导他们以为这地方火太小，没什么可打。”

　　村民王晓强的说法证实了这点，“我们在山顶上看不见明火，只能看到山下很多烟雾，大家都说，下山把烟点灭了，这场火可能就燃不起来，就可以回家了。”

　　张军带领一支十余人的队伍下去侦察。侦察队沿着火场山背下方一条路，到达火场下方，此时大概是16:30到17:00之间。张军没有往回走。

　　熊红军记得，侦察队传来可以下去扑火的讯息。按照方案，如果侦察队没发现问题，大部队再下去。

　　张军的考量是：“当时还发现两个悬崖上的烟点，大部队下山接近火点，能够集中兵力转过去，能扑救就扑救，不能扑救就在山下集结。”

　　大约17:30，山顶的大部队分为左右两路下山了。

　　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傍晚。

　　原国家森防指专家组成员王立伟也指出：“从山上向山下迎火十分危险，扑火时严禁这样做，这方面的教训也十分深刻。”

　　无论左路还是右路，同样面临危险，幸存或许只是偶然。在事后报道中，这一偶然被归因于风向突变。

　　担任海南省森林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17年的刘福堂认为，风向突变不应是全部理由。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火场受小气候影响明显，山里热空气上升，气流变化，火场风向随时都可以变化，不能只看当时风向，必须考虑风向变化，心里要知道万一风向变化怎么采取措施，怎么撤退，什么路线，都必须考虑好。”

　　左路，王鑫、熊红军带着应急民兵和村民往下走。那是条陡峭的山路，但距离下山更近。

　　西昌大队则分为两队走右路。一队是四中队指导员胡显禄和三中队排长刘代旭带领的10人小分队，前去悬崖扑救两个火点。扑救第二个火点时，另一支由杨达瓦、赵万昆率领的24人队伍也从右路赶到。右路更平缓，适合负重下山的消防员。

　　横在中间的山脊隔开了生与死。

　　胡显禄事后回忆，他们下去后发现两个烟点已有明火，并且迅速往外扩张，好在随后控制住了。扑掉两个火点后，却发现下边山崖还有烟上来，这意味着还有明火，或者正准备燃烧。

　　于是，胡显禄那队的班长王顺华爬到树上观察，发现有文竹爆炸的声音，“下面肯定是有明火了”。

　　他们遵循向右避险的指令，翻过沟底，到达对面的斜坡。“不到10秒，火就从山脚冲天，到了我们的位置。”同队的赵茂亦回忆。

　　10人小分队中，4人翻过了直径一米多的倒木。而余下6人和另一分队全体人员，没能跑出大火。

　　左路的熊红军庆幸“早了3分钟”。3分钟前队伍所在区域，那一刻已被山火覆盖。

　　更本质的问题或许是，没人更早发现山崖下那个烟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只有悬崖上的两个烟点了。

　　在14:30到15:00间先行下山的木里大队，没能提前给出山下着火点的讯息。

　　而原本用以侦察火情的无人机，也早在当天上午西昌大队到达立尔村不久后就被宣布失效，张军解释，因为海拔高，温差大，无人机的镜头起了雾，甚至结了冰晶，“根本看不清”。

　　曾在两个消防支队任支队长的退役消防员许传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说明他们的无人机系统不完善，针对结冰晶的情况，其实可以增设除冰设施。

　　“无人机最主要的用处，是侦察周围到底是什么环境。如果下面有烟有火了，就不要往下去了。”许传升介绍，“有人在最高点放无人机，指挥队伍向哪个方向进发，这样比较科学。”

　　在地形复杂的原始森林中，消防大队最终用肉眼去观察烟点位置。负责寻找观察点、指挥扑火的西昌大队大队长张军当时身处鞍部以南几十米，只能看到火场60%-70%的情况态势。

　　“山顶上也看不到哪边有烟、哪边有火，整个峡谷基本都有烟，像看云海那样。”王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是边下山边找烟点。

　　谁来救火？扑火经验和队伍训练缺一不可

　　在山顶会合的扑火队伍中，有应急民兵，有普通村民构成的地方扑火队，有专业消防队员，也有地方林业干部。

　　应急民兵和地方扑火队员，是此次除专业消防队外的两股主要力量。在山高路远的雅砻江镇，救火力量主要依靠当地专业或半专业的扑火队及村民。

　　在木里各乡镇乃至中国山区，这种近乎全民动员的机制很普遍。

　　邻村里尼村没去灭火的村民就被村两委通报批评，通报写道：“家里有什么困难时，你们就想到了国家，想到了政府，国家有难时你们在哪里？”

　　“山林火灾发生后，几十个人的森林消防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需要大家都去救。有利有弊，人多，但也不专业。”许传升如是总结。

　　村民南卡参与了扑火。他的扑火经验是从长辈那儿继承来的。出发前，长辈叮嘱，有风的地方，下面在燃火，人千万不要站上面，要站在侧面，风一旦突然上来会危险。

　　另一村民王晓强说，他从未受过森林消防培训，这是第四次参与扑火。亲历这场灾难后，他也没总结更多经验，他认可官方的解读，觉得风向的改变无法预料，无法避免，更多时候“没得事”。

　　刘福堂认为，临时召集不掌握扑火技能和安全常识的村民组成扑火队伍，是很危险的。

　　不过，村民确有自己的优势。

　　前来救援的西昌大队消防员大多不是本地人。幸存消防员朗志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木里多原始森林，进去后容易迷路。“一般情况下，我们每次去不熟悉的地方，就会找当地村民当向导。”

　　每年7-9月的雨季，有经验的村民爬上熟悉的山铺子寻找松茸。第一批上山的12名立尔村村民，就常去这片林场捡松茸，因此也格外熟悉山路。

　　一名曾在海拔2800米的木里县林场工作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当下的现实情况而言，森林扑火经验最重要，村民熟悉地势地形，往往能尽快砍出一条隔离带。”

　　在全国林业第一大县，如何利用和发展当地救援力量是个重要问题。此前，木里当地扑火力量较薄弱，在公开资料中有迹可循。

　　2014年的一篇论文指出，木里很多乡镇组建的地方扑火队伍以当地民兵为主，没有专门的运输工具，没有专业的扑火工具，没有专门的防护用具，没有全面系统地接受过专业的扑火知识培训，扑火能力、效率、安全保护都有待提高。

　　木里林业局局长杨仁奎，2018年向凉山州林业局领导汇报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时曾表示，企业建立的两支专业扑火队，人员老龄化，无法更替，执行森林扑救任务不如从前；森林防火的设施设备，有待更新完备。

　　而火灾前不久的3月12日，四川省森林草原火灾案件调查复核工作组抵达木里，提出九条整改意见，其中一条是：专（半专）业扑火队伍建设不规范、力量不足、信息不符、管理弱化等现象存在。

　　改变终于发生。也是在3月，木里县各乡镇组建了自己的应急民兵队伍。

　　上任不到一月的王鑫，组建了雅砻江镇20人的应急民兵队。按县里要求，每个乡镇都需组建一支20-40人、以当地人为主体的应急队伍，这让全县多了一支六百余人的稳定扑火力量。无论木里县哪个乡镇发生火灾，这些队伍都能前去相助。

　　应急民兵每年有6000元工资，1到6月的防火期内，还有每月500元伙食补助。相比临时召集的普通村民一天30元补贴，应急民兵有更好的待遇。

　　民兵的挑选自有要求。他们需尽量一整年都待在家中，不出远门，电话随时保持通畅，发生重大险情要及时参与。“如果有些人外出打工，或在水电站干活，那就不行。”

　　王鑫认可这一制度。以往一个乡着火，可能只有周边两三个乡的民兵来灭火，负责人零零散散带很多人过来，管理麻烦。“如今，一个镇或一个乡来20人，还有领导干部带着，效率、执行力和管理都很好。”他说。

　　前述木里县领导透露，县里下一步发展方向应该是增强应急民兵力量，“装备要配好，训练要做好，让他们成为主力”。

　　成本限制？全镇凑出4个对讲机

　　应急民兵在此次救援中表现不凡，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310名民兵搜救失联人员16人，徒步转移烈士23人，扑灭火线2400米，清理火场8.2公顷，处理烟点26处。

　　即便如此，仍是仓促上阵。以雅砻江镇20位民兵为例，他们尚未受过系统训练，至今只参加过一次灭火应急演练。

　　前不久，王鑫派了其中两人到木里县人武部学习。这两位民兵回来后，带领其他人训练。训练内容“和当兵一样”，包含队列，同时也强调纪律。

　　王鑫本想让20人都去县里参加培训。但他转念一想，“人太多，需要开好几辆车运输人员，油费也不知道能不能报销”，于是作罢。

　　这次救援，成了这些应急民兵的首次实战训练。

　　除了人员训练不够，另一明显缺陷是对讲机不足。

　　大火袭来时，熊红军的对讲机快没电了。他关掉了对讲机，奋力跑回前线指挥部。

　　王鑫不想回前线指挥部，他担心疲惫不堪的自己会成为累赘，又觉得掌握的信息可能对领导的研判有用，他决定回到位于立尔村的临时指挥部。

　　王鑫回到时，指挥部已经知道有消防队员失联，但不知晓具体位置。王鑫又比又画，将大致位置告诉指挥部，这在当时无疑是重要的信息。

　　对讲机意味着即时沟通。刘福堂说，“火场要求有对讲机，从各个点汇集到总的地方，再根据火势调配。”

　　许传升也分析了及时沟通的重要性。“（扑火队）各自作战，甚至没有沟通，就算有电话也没有信号，连个通讯手段都没有，火烧过来了，怎么通知他们？”

　　王鑫回忆，那天全镇东拼西凑，最后凑了4个对讲机，好多对讲机坏了，平时也没注意。熊红军第一批上山，带走了第一个对讲机，第二个在乡党委书记手上。还有两个则分别在前线侦察部队和村支部书记那儿。

　　因此，熊红军的对讲机没电后，从左路下来的那一路人，在逃命的几小时内也处于“失联状态”。直到三个半小时后，熊红军抵达前线指挥部。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王鑫抵达了临时指挥部。左路队伍才从失联名单中抹除。

　　这类条件限制，还体现在更多地方。

　　王鑫认为，交通是此次救援最大的障碍，却也是无解的困难。在原始森林里修路并不划算，如今的少数路都是立尔村民在雨季捡松茸时踩出来的。

　　木里林业局副局长邓明远曾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必须快速到达火场，只能依靠飞机空运投送人员，因此在木里林区森林资源丰富区域建设直升机起降场地，确保将扑火人员快速运送至火场。”

　　8年过去，这一设想并未实现。

　　木里“3·30火灾”专案组组长李光俊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解释得更直接：“以前觉得，卫星电话用处不大，一年365天，用到的可能只有十多二十天，而且卫星电话成本太高……但这次调查的难度让我们汲取了教训，不管成本多高，都要帮民警们（原文指森林公安）争取解决这个问题。”

　　失效的无人机、没电的对讲机、缺乏的卫星电话，都暴露了目前国内森林消防设备落后的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2016至2018年，木里县林草局在林业防灾减灾的预算从351.95万逐渐增加至979.75万。2018年的预算中，还包含了过去没有的乡镇森林防火特种用车购置资金435万元，占当年预算总额44.4%。

　　对国家级贫困县木里而言，增加的经费相较于高端设备的高昂费用仍然捉襟见肘。县里承担的设备更多是地方打火队的常规工具，一位地方扑火队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上山所带工具包括水壶、睡袋、弯刀、挖锄，都由政府发放，只有三天的干粮需要自己购买。而消防队员们，使用的则是灭火机、组合工具、水泵、油锯、水枪等更专业的装备。





立尔村就在雅砻江畔。（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图）

　　该不该救？争分夺秒的森林扑火

　　许传升据已有信息判断，这看起来是一次没有把握的救援。烟点尚未排查清楚，冒着风险下山扑火，救火人员仓促进了火场。

　　背后隐藏的逻辑，或许是森林火灾严控要求。

　　国家林业局制定的2016年-2025年全国森林防火规划，总目标涵盖了24小时扑灭火灾率达到95%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稳定控制在0.9‰以内。

　　传达到地方，凉山州林业局2017年的一份会议文件显示，森林火灾受害率连续两年超上级下达控制指标的，视情节给予有关责任人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处分。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后，1988年国务院颁布《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首长在其任期内对本辖区的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负责。

　　在这一背景下，尽快扑灭火情被纳入基层官员的政绩。

　　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应急管理部，将国家林业局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责、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责整合纳入应急管理部。武警森林部队转制后，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管理，成为森林消防。

　　前述木里县领导透露，应急管理部成立后，凉山州的森林防火抓得特别严。“这一个月以来，州上几乎每天都要开电视电话会，来通报各个地方防火灭火，力度很大。”

　　在凉山州的县城与村落，能看到“野外用火关五天，发生火灾关五年”等千奇百怪的宣传语。

　　高火险环境与严控要求同存，凉山对防火防灾战战兢兢。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木里县分管领导接到火情报告时，只剩一个烟点未扑灭，凉山州应急部门前来征求意见，县分管领导表示州消防队暂时不用来。但当县分管领导到达现场，发现消防已经到达，并且上了山。

　　再至消防员失联，事态才变得严重。人手大幅增加——凉山州军分区参谋勾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原先应援的民兵主要来自周边乡镇，知道人员失联后，州军分区又调了大批队伍，共13个乡镇的310位民兵参与了救援。县长、州长、省长，也陆续赶到现场。

　　机构改革在地方尚未理顺，火灾却已发生。县领导甚至说不清后来牺牲的林草局长杨达瓦是什么时候上山，又是什么时候和西昌大队会合的。

　　木里县林草局副局长刘兴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机构改革前，预防、扑灭火的任务都在我们这，现在我们只是预防、宣传和预警，扑火的组织等应该属于应急局了。但目前还在机构改革，职责划分这块，县上不可能马上（转变），防火季结束后可能会调整。”

　　火灾发生后，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木里原始森林非常宝贵，要不惜一切扑救。”

　　刘福堂明确反对：“有些我们无法直接扑救的火，只能量力而行，不能硬扑硬打。野火也有促进新生的作用，不是所有火灾都只有坏处。”

　　山火在4月6日复燃。一位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路程太远，天气太干，这场火的扑灭或许遥遥无期。

　　本已撤回西昌的勾飞又回到了木里。4月8日17：00，日照猛烈，风又大了起来，他看见了从未见过的大火。

　　这一次人们更为谨慎，勾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火场下午会起大风，救火人员晚上不敢扑救，全靠清晨和上午，下午则主要清除火烧痕迹处的烟点。

　　熊红军没受外伤，但心里的伤还未疗愈，他又带着村民上山了。这只是他第2次走进立尔村的森林。

　　经历灾难后的人们常将自己的幸存归于宿命。

　　王鑫不断回想起兵分两路那一刻。他本想跟着西昌大队走右路，因为觉得“毕竟他们是专业的”。但没走几步，又决定从左侧下山，他说不上来理由。

　　不久后的遭遇表明，无论左路还是右路，同样可能面对林火上山。幸存更多是偶然，但偶然背后，并非没有可改变的。

　　木里“3·30火灾”的启示也不仅是无法预料的风向突变。大火里幸存的消防员、地方干部、普通村民以及应急民兵，今后还要再走进一片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