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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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纽约时报

　三十年前的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意外去世，两天后，数千名大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大屠杀事件，令这场民主运动戛然而止。半个甲子即将过去，中国年轻一代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惨案，世界也慢慢淡忘了那场给今天的世界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的“北京事变”，只剩下一些亲历者、海外媒体等每年还在纪念和反思。但恰恰是那场事变造就了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根本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而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和反对派，也因为遭到当局的压制、缺少国际支援而逐渐萎缩，无力再次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

　　“六四”之前中国内部其实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制度的保守派（陈当时是中国的元老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袖）；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1980年代中期邓一直支持经济改革，也提倡政治改良（不是改革体制，而是修补原体制），因此他支持赵。但他同时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当民众和学生提出进一步政治改革要求时，邓等人认为这得到了赵的纵容，于是与更保守的陈派联手，实施了镇压和政变，推翻赵并将其软禁至死。可以说，“六四”是保守的陈派经过了近十年阻挡改革的博弈，最后激发了邓的保守倾向而取得胜利，同时邓也把自己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变成了大屠杀的元凶。

　　“六四”屠杀对中国政治造成了如下后果：一是共产党再次终结了中国人百年追求民主的进程，回归了专制独裁。二是确保了“血统红二代”最后接班（不一定是习，但一定是红二代，最近的证据之一来自阎淮关于中组部的回忆录）——这一直是陈的主张，经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过渡，权力最后落在红二代习近平手上。三是开启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贪腐的进程。邓九二南巡后强调市场经济，有尊重经济平等的意思。但由于保守派在“六四”中获胜，他们再次利用邓提供的市场机会，成功地把财富抢夺到自己手中。四是压制了所有主张民主自由的派系和他们的声音，使批评和反对的空间严重缩小。五是正式把毛泽东极左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右翼的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统治。

　　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对内实施权贵资本压迫，对外争霸的右翼红色帝国。这个红色帝国的概念是我在2013年提出的，之所以称之为帝国，是因为虽然它没有皇帝，但习近平已经建立了类似1930年代第三帝国那样的元首体制。如果说毛在中国建立了第一红色帝国，习则是第二红色帝国。

　　美国在“六四”后的重大战略失误

　　“六四”后国际社会普遍实施了制裁，但美国政府却担心中国倒向苏联，所以老布什总统当年7月就派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密访北京，解释美国政府的制裁是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国会压力而不得不实施的，希望北京能够宽大对待被捕人士，以便美国政府说服公众减轻制裁。邓强硬地回绝了美国的要求。

　　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使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我们，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同时，中国也想尽快搭上全球化的便车，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改善民众生活，从而使民众迅速从“六四”镇压的愤怒中走出来并逐渐忘记这件事，用经济成功来压住所有政治反对。

　　接下来的演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放行，取消贸易与人权挂钩，帮助中国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时至今日，已经呈现出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全面竞争的态势，并已造成西方的深度恐慌和分裂。同时，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专制进一步强化，而且再也不理睬西方对它的指责。

　　美国和西方本意也想利用市场和开放的力量，促使中国中产阶级成长从而制造出民主的内生力量，使中国和平演变成民主国家。这一设想忽视了“六四”与苏联解体后中共对和平演变的高度警觉，他们把一切可能导致中国人思想变异的因素都扼杀在摇篮里，包括牢牢控制住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脉，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始终依附于政府和党。

　　可以说，“六四”后的三十年中，西方试图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并不成功，对中国本质的认知误区一直困扰着西方。

　　世界正在面对一个怎样的红色帝国？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藏起了自己的锋芒，迅速融入世界，西方高兴地看到一个逐渐负责任的新兴市场国家正无害地与自己和平共处。如果不是习近平上台，这个假象可以持续很久。但习上台本来就是实施“六四”镇压的那批元老早已准备下的预案，他们就是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继承理想，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有朝一日能够与西方一较高下，既能带领共产党走出困境，又能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就是为这个理想登上大位的。

　　习近平在通过强势反腐和压制异见稳固了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的隐忍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他所采用的中国模式使西方在贸易、互联网、知识产权、技术和全球化主导权方面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称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只在地缘政治和利益得失方面与中国计较，这实际成了中国最大的利好，给中国进一步带来机会。如果仅仅较量做生意谁更精明，中国相信特朗普不是对手。



　1989年，亲民主的抗议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这样一个新红色帝国，看起来很难战胜。它只有两个对手，一个是他自己，它的毛式终身独裁体制大大增加了犯错的风险和内部的不满；第二个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联盟。如果美国自己破坏了这个联盟，那么红色帝国的对手就只有它自己了。

　　红色帝国将向何处去？又如何终结？

　　中国现在用“一带一路”战略全面进入南亚、非洲和欧洲，也用投资合作等方式深入南美和中东欧，与俄国和中亚正在结盟，在中东有巨大的影响力，与美国也有巨大的难以逆转的贸易合作。它与西方乃至全球正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它没有与世界隔绝，而是主动融入世界，与西方在所有领域展开较量。

　　在西方欢迎中国加入大国俱乐部之际，中国却牢记过去近二百年的耻辱，试图在拳击场上扳回一局——他们自己称之为民族复兴。这个复兴不仅要把贫穷的中国变成世界的新富豪，还要收回领土（台湾）和扩展海疆（南海），在全球与美国争雄，并为此在做积极的武力准备。虽然它不准备推行它的共产价值观和改变它国制度，但其“中国模式”（即威权加市场的模式）的输出也间接巩固或强化了合作国原有的威权体制。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伴随着共产党延续极权统治的意图，就是说，西方不少领导人认为历史终结了，冷战结束了，而中国从未放弃冷战思维，中国从来都是带着共产党的价值观在与西方打交道。而现在它风头正劲，对美国的自由世界领袖地位构成了比当年苏联更大的挑战。

　　那么，西方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一挑战？

　　中国有和平崛起和复兴的权利，十四亿人要现代化而且急如星火地要在两三代人期间实现，这个势头无法阻挡，也的确给全世界创造了巨大商机和改变规则的冲击。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千年变局，在盛唐之后再次鼎立世界。

　　对世界来说，正面临大航海六百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即首次有一个东方大国不再是待发现待开垦的处女地，而是强硬的战略对手。

　　当我们六年前讽刺习近平用梦想治国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梦这个口号可能迎合了百年以来中国崛起的民族期待，中共可能精明地利用民族主义给自己重新构建了合法性，成功地摆脱了“六四”梦魇。当然，“六四”这道伤口只是暂时被遮蔽了，它早晚还会在制度和价值观层面成为中共的新噩梦。但是，从世界的新格局来说，在地缘政治角度继续打压中国，也很难成功。地缘政治冲突最终会引发热战。

　　中国需要改变的是极权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和坚持它的政党给中国人民造成窒息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也给世界带来威胁。所以从大趋势上说，西方应该与中国在经济上和解并谈判新规则，促使中国遵守。和解的替代条件是要求中国尽早结束一党独裁统治，早日民主化。

　　如果西方不能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形成坚定的联盟，强势地一边接受经济崛起的中国，一边抑制它的制度和价值观危害，完成一次千年级别的东西方和解谈判，用西方市场置换中国的极权制度，让它“见好就收”，主动转轨，融入文明规则和价值体系，那西方将面对六百年未有之大危局。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如今这么强势，可以逐渐迫使西方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规则，怎么肯放弃一党独裁，主动转轨？

　　首先，“共产主义孤岛”状态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以及民众对平等权利的追求，都让党内外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大跃进式的发展路线是一种历史倒退，很难走通。

　　其次，面子和恐惧是中共的两大软肋，如果西方给了中共认可它实现了民族复兴的面子，又让它能够不被清算历史罪恶而和平谢幕，也许中共会发挥出中国式商人的精明，使自己成为和平转轨的历史功臣。

　　当然，正因为“六四”镇压和西方绥靖态度给当权者带来的自信，及对苏联解体的恐惧，使他们很可能坚持红色帝国道路。但德国、日本历史上极权扩张失败的教训已是前车之鉴。如果保持适度威权的政治经济路线，也许中共的统治还会维持很久，一旦极权统治，很可能加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