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新上山下乡”轰传的社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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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城市化的反噬(1)



                据海外好几家媒体报导，中国共青团中央为了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近日出台新政策，计划在2022年前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海外舆论哗然，将这场运动与中国毛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称之为千万青年成为“开荒牛”的“新上山下乡”。经查证，这次“风起”的“青萍之末”是这条《团中央：3年内组织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下乡》，文内附有红头文件的图片。从文件内容来看，与毛的上山下乡并不相同，“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是为时一个月左右的限时活动，与“1000多万青年下乡”扎根农村也有很大区别。
毛时代的上山下乡成国民噩梦记忆
新上山下乡之所以会成传媒一时轰传的信息，与国内的政治环境分不开。近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策呈现向毛时代回归的倾向，各种形似政策不断出台，恢复计划经济、第二轮公私合营，加上本轮的新上山下乡，这些大事件几乎都是中国人对当年噩梦般的集体记忆的一种社会反射。
20世纪当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并以城市化率以及第三产业就业率的高低为衡量一国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但只有经历过红色革命的中国，在毛时代却发动了绵延25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让几代青年挣扎在贫穷落后的泥淖之中。
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着痛苦回忆。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这是目前考证出来的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早文献。这场持续了2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改革开放初期被中共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领域。邓小平在1978年曾用几句话对此做了评断：“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国家不满意”。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其中列为首位的原因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19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
上山下乡运动缘于解决就业，这点中共政府并未说谎，有两个指标足以说明问题：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全部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的2.93亿人，占70.5%；从事第二产业的0.69亿人，占17.3%；从事第三产业的0.49亿人，占12.2%。毛时代消灭私人经济，1978年仅有个体就业人员1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不到0.04%。
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意味着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提供给新增的年轻人，尽管农村也人满为患，但对于毛泽东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将城市人口用各种方式遣送至乡下，让他们在农村的劳动大军中稀释，也比在城市里游荡，造成的社会问题少得多。
邓小平总结的“三个不满意”，背后隐藏着2000万知青及其家庭的痛苦悲伤，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女知青被农村基层干部及兵团干部蹂躏的悲惨故事。
失业压力引起的生存恐慌感
这次共青团中央文件传播成新“上山下乡”——“三年内1000万青年下乡”，并非没有缘由。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失业压力仍然非常沉重。
中国的城市化率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就在2018年6月，中国官方媒体还以《中国城市40年巨变：城镇人口增长近4倍，城镇化率提升两倍多》为题，报导了城市化率提高这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31亿人，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为59.58%，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6亿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仅占27%，与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70.2%相比，城市化速度不可谓不快。可以说，在全球化扩张的30年中，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存在利益受损的中产人群，只有中国、印度是净受益国，由于比较成本优势，发达国家资本不断流向中国，中国的新兴产业急剧扩张。如此有利情势，为何中国还会存在就业难这一难题？原因如下：
中国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一直沉重。2019年，中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全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增劳动力仍然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834万，再创新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象，经济增长率年年高达8%－10%以上，但就业率的增长却跌落至1%－3%的区间里，1999年之后教育产业化开始后几年，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就开始出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为社会问题。各高等院校在上级考评压力下，不得不伪造毕业生就业率，不少大学生被迫让父母亲属单位开假接收证明来换取毕业证书。2014年，大学生毕业生高达727万人，当时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2016年，高校毕业生增至765万人。再加上“海归”与尚未找到工作的历届毕业生，据说有近1000万知识型劳力未能就业。
结构性失业。中国就业难题的近因，我在《2018年中国的失业阴霾将更厚重》已经分析过，持续数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不少制造业企业破产；贸易战压力下外资撤离；AI政策导致结构性失业加重。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策，就将“稳就业”列为第一条。
农村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据官方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7亿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亿人。由于企业破产潮，不少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据《财经》杂志2018年5月4日报导，有“50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国人皆知，返乡创业只是个好听的说法，大多数农村地区其实无业可创。
青年下乡：对韩国新村运动的效颦之作
从团中央那份语焉不详的文件来看，确实是为了迎合“乡村振兴战略”而发。从各种官方文章来看，“韩国新村运动”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蓝本。郑新立于2006年1月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的《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录》，算是中国官方最早的研究介绍。此后，配合中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以后陆续有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的文章问世。由于中国农村黑社会化、乡村文化痞子化现象日益严重，不少文章针对性地提到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之前，农村男性赌博、酗酒等恶劣的乡村风气在新村运动之后大有改善。从共青团中央发的文件内容来看，似乎是想通过城市青年下乡，带去一些新思想、新风气，包括科技下乡之类，以改变中国农村的颓废落后衰败，同时也为暂时处于无业状态中的青年找点有益的事情做，让他们感到自己对社会还是有用之材——这种情形在日本也出现过。日本有部电视连续剧《迟开的向日葵》，讲述的就是东京失业青年参加一个政府项目，到相对不发达的乡村去帮助建设，并从中寻找到人生意义、重拾生活热情的故事。
韩国新村运动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从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个方面同时推进，其间确实有青年大学生下乡促进“绿色新政”这类活动，国际社会亦有参与。但“新村运动”最为核心的工作是培养村庄领导人，从而推进乡村发展。与其它援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村运动不是单纯的“富有国家援助贫困国家”，而是帮助它们实现自我发展。中国农村情况与韩国完全不一样，我在《中国：溃而不崩》的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有专门论述，乡村社会的黑恶化与堕落，农村人的绝望与无出路，将反噬整个中国社会。加上中国青年与韩国青年的人生态度有较大差别，这种情况下，指望三年内派遣1000万人次青年下乡，每次不超过一个月的蜻蜓点水式下乡，不可能对农村发展有所促进。
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还这么缺乏就业机会，原因得追溯到2005年开始的“灭村运动”与“虚假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