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李志绥笔下被毛宠幸的姐妹(2)

dandenong

──为保领袖形像新郎懵懵懂懂入洞房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我那“铁哥们”家，他们当时还住在“中办”为三妹安排的住处，即后来的贵宾楼原址。我去时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规律，仍按乡下习惯早上六七点就敲开他们的门，他们夫妇睡意蒙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过谈话我了解了当时北京和各地的情况，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我怎样进行斗争的建议。这使我与他们夫妇之间除了原有的个人友谊，又增加了一层革命和战斗以及路线斗争的非常友谊。由于我已被开除党籍，这时正是没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经过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帮助下实现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后来我竟背着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相约结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离婚离不了。


误了三妹好事

当时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于离婚，是想再嫁一个大官。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刚刚死了妻子，正在虚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虚而入，改嫁给那位政治局委员，以使夫妇两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这个画家老公，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可是这个画家却被我拉走并且抓不回来，这使二姐、三妹对我都很恼火。
在此期间我原来所在文工团的老团长，去看望老军长和二姐夫妇，二姐一见老团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道，你们团的那个卢弘很不像话，我和三妹当年那么关心支持他，帮他从林彪迫害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忘恩负义，与他的“铁哥们”合伙欺侮我们三妹，使我们找也找不到他。这事与我们老团长完全无关，他被说得莫名其妙，只得说他与我多年不联系，我干过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二姐仍气呼呼的要他负责向我转达她对我的强烈不满。也在这时，我的妻子在出国援外时不幸牺牲了，三妹出于我们多年友谊也来慰问我，对我表示了一通关切之情。哪知在离开我时竟说：我想想还是要骂你，你把你那“铁哥们”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马上把人还给我！我诉苦道：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级别和名声也比我高，他的行动是他自己作主，我怎么能背你们带他走又藏起来呢？其实我那画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于与他离婚，就故意呆在边疆地区，拖着不回来，“干耗”着她，而我实际上是支持他这么干的。


主动泄露“机密”炫耀自己的丑事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已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老公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谁想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借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捻死一只蚂蚁似地灭掉你，死了也不知道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已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已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衾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已经病入膏肓，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已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也一齐为此严格保密，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丑，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字），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毛死后三妹呼天抢地惹江青大骂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沉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十月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会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胳膊和双腿，更“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极其珍贵的国宝级革命文物


前已说过，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还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诗词、书信等等手，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见此中央通令后，三妹来找我去，让我看了她藏的一批领袖文物，此前我已在她那儿见过几件，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题赠给她的，例如有一幅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现在国内发表并流传的同一诗词，并不是老人家专门题写的，其实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但三妹的这一帧，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前有关于此词的“小引”，后有特意御笔亲书的“跋”和“题赠李霞同志”一行大字。前文已写到，“李霞”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御名”，将怀念“霞姑”（即杨开慧）的词，书赠给“李霞”，其意义自然深远，词后老人家那龙飞凤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惊叹。整幅诗词手的笔下功夫，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在当今“书坛”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我欣赏后对三妹说，仅这一幅字，你下半辈子就是什么不干，也吃喝不愁了，因为你已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她得意地说，你再看，我这还有呢。接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写，还有一些题字题词，有几件是“向雷锋学习”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不同题字（关于雷锋的题字，后来引发了另一个故事，此处暂略，下面专写）。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有一信竟长达五六页，其中对“李霞”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如嘱她好好学习、戒骄戒躁等等，有几处对她的批评，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并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她个人私藏这批特级文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


三妹说找我来并让我看这批文物，就是为了商讨一个怎么处理的办法。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身边暂无别的亲人，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此大事。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就说按照中央规定，这些文物应当上交，但是这是毛主席写信给你个人的，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这很可惜。她说自己正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说到哪儿复制呢？最好能“拷贝”下来一点不走样。我为她开动了脑筋，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复印机），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请他帮助复制一套下来。三妹说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他思考后说，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我回去告诉了三妹，她皱起眉头道，都让他看了，不就又扩散了吗？加上复制的人，还保得了密吗？她踌躇一阵后说，不行不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还是等等再说吧。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一直还在三妺手中。到她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传给了她女儿。她女儿的老爸即我那“铁哥们”，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确实等于一种“定时炸弹”，放在谁身边也将是个“祸害”，应该劝其女儿寄存到银行保险柜中。但是他早已与三妹离婚，女儿也不太听他的，他只有建议权，却无决定权，不知他的女儿照他说的办了没有。这使三妹虽已去世，却留下了一个“国宝悬案”。



三妹再婚，找了个“屁股冒烟”的


三妹与我那“铁哥们”离婚后，就搬出了中办分给她的住处，搬进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她又已离了婚，两人都是单身，并且她的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对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小姑奶奶”我还是不敢惹，并且她头上没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当初我那“铁哥们”，不听我的警告，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却落得了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这都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我便对怂恿者说，她哪能瞧得上我，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虽然如此，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一起商讨如何重新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休”了。相约各找一个能“屁股冒烟”的，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可惜三妹原来瞄准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已经“名花有主”，她因离婚耽误坐失了良机，只得另选目标了。


就在这时，有位超龄的“白马王子”闯上门来，不过此公当时“屁股”并不“冒烟”，但是这位自荐“毛遂”的“屁股”，不仅曾经而且仍将“冒烟”，有着相当的保险基数和发展前途。据三妹后来说，这位是拚命追求她来的，此人本来是位高干，我也早就认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总政宣传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只是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为“副统帅”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审查了一阵后，认为陷得不算太深，解放出来正靠边站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丧妻，听说三妹正找对象，忙来报名应征。这时三妹也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又与大姐、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但是从当年到将来，仍然大有可为，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必可东山再起，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二十多岁，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也就没有拒绝。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不惜抛弃架子和斯文，不断到三妹家来，为她烧菜做饭忙家务，殷勤侍候这位“娘娘”。在软磨硬泡之后，果然称其心愿，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郎君”。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个重要缘由，原来他发现三妹“朝中有人”，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与她婚后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捷径，保证将来能重任高官。三妹确也不负所望，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这位前部长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后我们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绎过一段故事。这也是后话，待下面再说。



三妹新任老公，下令不准泄密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级文物”，常常“烧”得她不大安生，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谈话笔记。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分，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称内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看后对她说，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必将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她说自己也这么看，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我考虑后说，整理发表当然很好，不过据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毛选》编委会统一处理，到了他们那里，怎么发、何时发和发不发，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什么问题，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原来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只是企图借此宣扬和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大出一番风头，成为世所瞩目的人物！但是看来难以如愿，闹不好会事与愿违，出别的事。她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后，才泄气地说，那就算了吧。我也遗憾地说，以后看情况再说。此事就此搁下，那批领袖谈话笔记，至今还在她那儿保密，可惜又都成了遗物，谈话者和记录者都已辞世。不过当年三妹欲藉伟大领袖标榜显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了一事。


我国每到逢三的年头，都要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字的几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记得是在一九八三年，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她说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她就在主席身边，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一边应约题词，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雷锋本人，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帮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只选出一张给了《中国青年》，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就是只发其中一件，也会引起轰动的。但我深知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就对她说，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不能是个人行为，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再出示不同题字，这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她说这样也好，又说你是《解放军报》的人，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她也很高兴。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正好去南京出差，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们，哪知我刚进他们家，突然有我的电话，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


这位新任三妹夫，已经就任高级领导职务，后来又当上了中将，他为什么要找我又怎么找到我的呢？原来我离京前曾告诉三妹，我将去南京并看望她二姐和姐夫，问她有什么事不，她说没有，但让我到二姐家后，可以用军线和她电话联系。我也没什么事要和她联系，她的新任老公却用电话追踪到我，说是有急事找我，从三妹处知道我来了南京又来到二姐家，恰好“逮”住了我。他找我什么事呢？那位首长大人在电话中急乎乎又气乎乎地对我说，你怎么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关于雷锋的谈话和题字捅出去了？我忙说自己并未参与此事，是军报记者听说有此谈话和题字，他们直接找了三妹，可能为此写了访问记，也可能准备发表，不过这是军报领导决定的，与我没有关系。那位首长严肃地说：这个访问记决不能发表，我坚决不同意发表此文。我说这事你得给军报领导说，跟我发火没有用。他又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等等，说是事关党和国家领袖，决不能这样随便马虎。我说反正这事与我无关，将其一推六二五，他只得把电话给挂了。


接此电话后，我一直纳闷。在宣传学雷锋时，发表这个谈话和题字，不是正好吗，为什么惹得那位首长如此恼火，要坚决反对和严格制止呢？并且把电话追到南京对我兴师问罪地大发肝火，这到底因为什么呢？我回北京以后问了三妹，她说自己新任老公已经通过军报领导，将那记者写好的访问记连原稿带清样，统统收走并且藏在他的保险柜中，严令一字也不准外泄。我问三妹这是何苦呢？她苦笑反问我，你说是为什么呢？我这才猛然惊觉，如果访问记发表，就等于将三妹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从此大白于天下，她那“宠妃”身份也从此公之于众，并且从此给那位首长在将军帽之外再补戴上一顶“绿帽子”，他吃了伟大领袖的“剩饭”，以后还怎么当官和做人？所以才气急败坏地严禁此文发表，并且坚决堵住包括我在内的可能泄露这一“机密”的各种渠道。只是这么一来，也堵住了三妹借此炫耀自己和扬名作秀的机会。好在我对此早有防范，估计到可能节外生枝，没有被三妹拖进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此事，幸亏我已脱身，不然我不仅将白费力气，更将得罪那位首长，使我“吃不了兜着走”！


大首长官迷心窍，找错人又白费劲


说起这位首长，以后与我还是发生了一些故事。他原是总政宣传部长，我曾是他手下又手下的一个小干部。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时，竟闹了一个小误会，那是一九五八年底，他刚到总政宣传部所属的《解放军战士》社，有一回部里开全体会议，我到晚了坐到前排空的位置上，旁边已坐了一个“大尉”，我以为是部里的干事什么的，就同他随口说了什么。一会儿会议开始，主持者说，现在请×部长讲话，我身边那“大尉”走了上去，并且讲起话来。我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少看了他领章上的一条杠，他是双杠加四星，我却把大校看成了“糖葫芦”似的大尉，幸亏刚才没同他说别的，不然必然冒犯这位顶头上司。不久他又升为少将，我就对他更敬而远之，在总政几年几乎从未与他再搭过话，他也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想不到由于三妹的关系，我们又“狭路相逢”，走到了一起，并且似乎也成了朋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事。他当总政宣传部长时，因为上层一些矛盾斗争，一度被打了下去，他手下有个处长，却乘机爬了上去，不仅成为宣传部的副部长，到“文革”后竟与他成为同一单位的同级高级干部。那位后来居上者，在一九八三年整党时，被派到《解放军报》来当代社长兼党委书记，负责主持军报的整党工作。其实此人在“文革”中劣迹斑斑，跟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干过不少坏事，由这种人来领导军报整党，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就是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但是人们意见再多也奈何他不得，人家有权就有理，正图借机爬上总政副主任高位。三妹的新任老公，当时正与他“竞选”此职，知道我对此公不满后，竟把我视为借用力量甚至同盟军，特地找我去，向我提供了一批材料，说这位“代社长”怎么怎么坏，让我们一起把他给拉下马来。这批材料虽也过硬，但是此公自有后台，我们怎么也攻不倒他，仅仅使他未能爬上总政高位，军报整党结束后，仍回原单位担任原职，打破了他的黄粱美梦。一九八八年又和三妹她老公一起，同时晋升为中将，只是此公大概缺德太多，致使寿命不长，刚扛上新牌牌就因癌症一命呜乎，三妹老公为此十分高兴，因为阎王爷帮他清除一个竞争对手。这是我与这位首长的一段新的“战斗友谊”，接着又有了新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前夕即一九八七年夏，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对我格外关心起来，我住在军报院内一座六层楼上，他们夫妇两人竟爬楼同来看我，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又有次他们为我专程送来一些葡萄，说是刚从宣化带回的，送点给我品尝。我对此并未多往别处想，只以为是老首长看在我与三妹的老关系上，对我表示亲切关怀而已，哪知其中却大有文章。有一回这首长用专车将我接到他家，三妹那天不在家，家里也没有别人，就他和我两人，在我落座品茶时，他就对我说开了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特别说到他和某某中央领导人，原是平级战友；某军委领导还低于他，又表明自己对我军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树、有创见、有雄心大志等等。当天和我共进午餐时，不仅菜肴丰盛，而且规格颇高，简直像招待国宾，使我大过了一通嘴瘾，晚上又用专车把我送回家。在当时和回来后，我一直纳闷，他与我如此深谈并热情接待，到底为了什么？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除了手里一支笔，别无所长和所能，他不会是要我为他写回忆录，因为他们单位和自己手下，就有出色的笔杆子，用不着舍近求远地找我，怎么也想不透他为什么和我谈那番心。过了一段时间，有回又见到他，连忙同他打招呼，他竟不搭理我，我以为他是首长，也许正考虑大事，就没往心里去。在碰到三妹后，我请她替我问候那首长，她却说你还是离他远点儿，他对你十分不满。我说自己从未得罪过他，他的不满从何而来，三妹笑道，你以后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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