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天安门大屠杀阴影下中国的变和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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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BBC



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都会迎来成千上万的游客观看早晚的升降旗仪式，体验其“宏伟庄严”，似乎很少有人想起三十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民主运动和中共血腥镇压。1989年6月4日枪声让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80年代中国如火如荼的政治改革也随之戛然而止。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生也有了巨大的改变。但威权下政治腐败，权贵与资本的勾结，对底层人民和环境的疯狂掠夺，以及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再次让这个国家乌云密布。

“充满各种可能”的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共产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角力始终存在，但经历文革十年禁锢后，中国呈现出一派思想活跃、讨论开放之势，为之后三十年间未曾再见之景象。

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民主墙“三角地”是当时思潮交汇与讨论迸发的中心。三角地见证了1980年中国大学生首次被允许自由参选人大代表，也用一张张大字报刺激了八十年代学者、学生、市民围绕国事的激烈辩论，以及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针锋相对。

在中共元老邓小平的支持和两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主持下，80年代中国对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开始大刀阔斧地鼎新革故。1987年中共十三大会议上，赵紫阳公布了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蓝图，提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成为那个时代的“改革”的一个强音；但同时，保守派的势力不可小觑，改革派在共产党内部面临不小阻力。

“八十年代是中国充满各种可能的十年，是思想开放的黄金时代，”当时在上海读书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克莱蒙特·麦克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那时的中国充满各种可能，既有回到毛时代的可能，也有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还可能向新威权主义发展，”他向BBC中文表示。

“那是有一个思想的外部思潮大量涌入的年代，或者说是文化的某种复兴，狂飙突进，”那一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做教师的郝建回忆道。“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这种热烈的气氛以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在1989年4月进入白热化。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作为推动80年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因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于1987年被迫辞职下台。他的去世点燃了学生们的愤怒与不平，4月17日起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开始自发游行，提出“正确评价胡耀邦是非功过”、反腐败、反官倒、新闻自由等七项主张，掀起学潮。

之后学运规模不断升级，学生们的请愿诉求转变为绝食抗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中共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与保守力量的矛盾也愈发尖锐。六四前夕，赵紫阳失去邓小平的信任，被赶下台，邓小平则最终选择动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各界民众进行“清场”。

在很多人看来，天安门的枪声与坦克带走了数条鲜活的生命，也对中共民主与法治改革的希望幻灭。“1989年中国以暴力决定了最终的政治走向，所有宪法中规定的系统，所谓的共和国、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被架空了”，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门执笔人之一、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对BBC中文称。“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六四以后，民主、群众示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红线。“六四”，成为中共政治改良的分水岭。

“六四改变了中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轨迹，”裴敏欣说。“八九让中国不可能在所谓的和平渐进体制内进行自我政治改良，这条路被堵死了。”

30年来，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与网格化管理体系之下，中国大陆未曾再见要求民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民主环境每况愈下。2008年12月，在《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之际，303名中国各界人士联名签署《零八宪章》，呼吁中国修改宪法，分权制衡，推进民主化进程。但宣言发布后数小时，“六四”代表人物、《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被拘留，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捕。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公民，而身在狱中的他无法现身领奖，直至2017年去世前，他一直与外界严格隔离，他的名字与“六四”一样，在中国都是禁忌。

“越维稳越不稳”

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像两旁，横挂着两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些字眼似乎在提醒世人，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政之后，中共也一直强调，共产党来自人民，与人民“唇齿相依”，党领导下的军队与人民“鱼水一家亲”。

六四时中共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诉求的决定揭穿这只是中共的宣传口号而已。政治学者、《中国模式》一书作者丁学良认为，在那之后中国统治者“抛弃了一切政治文明装饰”，官民双方也抛弃了对彼此的幻想。

加之当时多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政权陆续瓦解，天安门大屠杀给中共带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之后30年间，确保生存始终是中共政权坚持不变的第一要务。“最重要的是维护政权，其他手段都是根据这个任务而来，”丁学良分析中国党国体制时向BBC中文表示。

高压“维稳”也成为中国“后六四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又译布殊、布希）时强调，在中国“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六四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稳定压倒一切》，之后“维稳体制”被贯彻到中国各个角落。

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肖唐镖曾在2015年撰文指出，近30年来，维稳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全部工作的“实际中心”和“压倒一切的头筹”。在中国1989年后大大小小的维权、示威等群众事件中，维稳机制被用在首当其冲的位置。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均被动员，不计社会经济成本及效益。自2010年左右，普遍被称作“维稳费用”的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开始超过军费，不过中国政府一直否认“维稳经费”的存在。

“六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六四事件中被捕判刑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对于这个党来说，如果连大天安门事件我都能镇压下去，那小天安门事件当然轻而易举。”

然而威权政治之下政治腐败和官商勾结导致中国民众集体维权、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仍然多发，维稳反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出现“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刘能2010年撰文称，中国群体性事件自1995年起爆发上升，年增长率约为17%，参与群体性事件人数也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年发表的报告也指出，伴随维稳投入不断增加，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

“这可能是早年共产党想象不出来的景象，”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表示。“早年共产党还是想要均贫富、人人平等，但那个时候所谓的流血牺牲，不是想换来今天的场景。所谓的初心，早已经不存在了。”

经济腾飞与“系统性腐败”并存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反官倒、反腐败”是当时学生们的一个主要诉求。“官倒”是80年代中国价格双轨制下的产物，当时部分重要物资中，一些会以特定价格供给指定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由政府主管部门及党员干部掌控，可以利用低价收购物资后高价卖出赚取巨额利润。

六四“清场”过后，大力发展经济成为中共稳定民心的重要策略，也给这个政权和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89年之后，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模式是用经济表现换取所谓的统治合法性。不计任何代价，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能维护中共的统治，”吴国光这样说道。

1992年，“六四”之后一度退居幕后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正式成为中国发展的目标。加之美国六四后采取的对华接触政策的推动，在这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89年中国GDP总值为3478亿（347.8billion）美元，而2017年，中国GDP总值已达12万2400亿美元（12.24 trillion）。

许多中国人将这些经济成绩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中国找到了比资本主义有效、又不拘泥于教条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改革开放伊始不同，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的，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之下，面对市场的繁荣，在权力缺乏监督的中国，腐败问题依旧是威胁体制的要疾，权力与财富的高度结合，仍然是中国社会是难以消除的矛盾。

裴敏欣认为，这种体制之下，只要掌握权力便可获得财富，由于权力没有制衡，中国的权贵菁英们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塌方性腐败”以及官僚。

从2003年“SARS”事件中可以窥见这种腐败的一角。在2002年底广东出现第一起病例之际，地方政府禁止媒体报道，网上相关评论也被严格删除。病毒开始传播之后，各级政府并未及时公布此病的致命性，导致病情在多地甚至国外大肆传播，仅在中国致200多人死亡。直到第二年4月，面对国内病毒传播严重形势与国际压力，中国时任总理温家宝警告各级官员，不得缓报、漏报和瞒报，两位中共高官——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因此被撤销。不过没过多久，张孟二人重新回到公众视线中。2005年，张文康被增补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孟学农则在2003年9月后重新出山，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中国的体制导致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裴敏欣说。“菁英联盟勾结，造成贫富不均和腐败，而且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最终也走不下去，这就为习近平的路线创造了条件。”

习近平时代的“六四遗产”

6月2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安全论坛称，六四事件不仅是一场政治峰火，更是“政治动乱”，“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并平息动乱，保持中国稳定”。

魏凤和对六四的点评没有任何新意，反映了中共，包括铁腕领导人习近平一如既往坚持的对六四的定性。

在今日中国离民主与开放越来越远的同时，中共领导层对六四的态度没有丝毫松动，公开讨论、纪念六四仍然是政治高敏领域。就在六四30周年前夕，中国法院判定四名中国公民因自发制作六四纪念酒而犯“寻衅滋事罪”，反映出中共高层没有要反思六四的迹象。

习近平2012上台之后，在政治上保持高压下，党内推行了中共数十年来力度最强的“反腐运动”，打散诸多利益集团，清洗范围下至街道干部，上至政治局常委。据中国经济网报道，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至今年5月，中国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不含企业任职）已达180人，其中包括一名正国级官员周永康，以及五名副国级官员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孙政才及杨晶。过去三十年间，中共体制不断自我进化、适应中形成的“后六四体制”虽一定程度上有效支撑了社会发展，但集权政治下不断累积的问题让习近平面临更大挑战。

“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发展使得共产党内部退化很厉害，完全靠利益驱动，而不是用任何价值观念、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后盾经营。过去20年中，中国的精英和权贵全是机会主义分子，这种体制对政治强人上台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反腐清洗出去，”他解释道。“而体制内没有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完全没有忠心、忠诚，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中共政权的支柱也就是这些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吴国光说道。“习近平相当于是撸起一把大刀砍掉了自己的胳膊。砍掉一只可以，但他还能砍掉第二只吗？”

在吴国光看来，习近平接下来“显然要走毛的模式”。但在用毛泽东模式理政的同时，如何避免毛路线的最大弱点——无法发展经济，是习近平面临的一大挑战。自2012年习近平反腐运动开始之后，中国GDP增速连年下降，而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更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回顾30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裴敏欣对当下中国较为悲观。“现在的体制要比09年的体制看上去更没有希望，政治上压抑更重，经济也没有改革迹象”。“要说六四30年的中国跟20年、10年的中国相比，肯定是一个倒退，没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