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六四之后中国制造——文明的冲突

FRANKSTON

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共的军队和武警重新占领了中国。血雨腥风之中，全国各地一派肃杀。正如很多追求正义而不得的人们一样，当时参与抗议运动的人们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

遗憾的是，历史并非一个中立的客观存在。正如奥威尔《1984》里所言：“谁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今天，谁就控制了历史。”杀人者控制了今天，历史就会变成嗜血的恶魔，它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良知。

六四刚刚被镇压之后的九十年代，为屠杀辩护的理由，大体上是说：民主自由固然是好，但是西方得到它也花了几百年时间，我们也需要慢慢来。而为了朝这个目标进步得顺利一点，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稳定。

反对者认为，专制独裁是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民主自由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于是，辩护者说，稳定的原因各不相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老百姓就想被人管，否则就会大乱。

到这里，追求民主自由的终极正当性并没有被否定。这是因为，新的教育还未开花结果。我多次论证，学校教育、出版导向和媒体宣传在六四之后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其方向就是去正义，去价值，去良知。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了虚伪的共产主义，“国学”成为爱国主义显学，利益是否最大化是成败的最终评判。

这种教育之下的新一代终于成长起来。他们就是“八九一代”所等候的未来历史的开端。他们为屠杀辩护的理由变成了：没有当初的六四屠杀，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除了经济繁荣之外，中国并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自由呢？就是中共统治的这个样子。不仅没有选票，没有抗议，而且西方对中国的人权监督，再也不是制度的优劣，而是文明的冲突。

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

上个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斯金纳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安全论坛上，把中美竞争形容为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争斗，还称不同于美苏冷战，中国是美国面对的第一个“非白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这个论调在西方引发争议，也得到中国方面迅速的回应。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强硬表态：“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习近平的“文明论”完全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甚至非常动听：“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如果你看看中共在“文革”期间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何对待西藏文化和维吾尔文化，就会觉得习近平的讲话非常荒谬。官媒和社会舆论也经常如此，一方面要求西方多元包容，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异议人士无情打压；一方面为西方社会过中国年欢呼雀跃，一方面又坚决抵制圣诞节。

事实上，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就是如此，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这就是“中国梦”的实质。人权、民主和自由与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却被说成与中华文化传统不相协调，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文化和专制政治一样。因此，斯金纳也把制度冲突解释成文明冲突甚至种族矛盾，正中中共宣传的下怀。习近平要求尊重不同文明，在中共宣传语境中也就要求尊重其专制制度。

“文明”一词主要含义有两种：一是指社会文化积累，也就是所有被人类赋予意义的事和物组成的存在，被认为彼此之间是相对平等的；二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被认为有高下之别。如果以后者论，专制独裁以及它所制造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确是不够“文明”、需要进化的。如果认为这样的“文明”需要改造甚至被取代，在认识上恐怕并不是愚蠢的，在做法上也不是灾难性的。当然，斯金纳不应该为中共刻意制造文明冲突论的宣传机器背书，而是应该准确地称之为比苏联更强大的“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