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一个记者的离场与中国调查新闻的衰亡

FRANKSTON

来源: 纽约时报

北京——深夜时分，一名高级警官带着当时刚刚入行的调查记者刘万永，在中国最令人心悸的所在之一——中国公安部——的大楼深处走着。

那些闲人不得入内的房间是空的。刘万永被领到一个上了锁的档案柜前。



警官取出一份卷宗，把文件放到桌上，然后给刘万永30分钟时间草草记下内容——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摄像头这回事。

文件讲述了一名无辜商人因贪腐政客犯下的罪行被送进监狱的故事。这在大部分地方是新闻，但算不上特大新闻。而在2005年的中国，那样的泄密还很罕见，于是刘万永关于一名共产党官员如何动用权力使无辜者被捕的报道轰动一时。

最后，这名商人被释放，那名身为退休党委书记的政治人物进了监狱，尽管在此之前，刘万永曾在法院外遭到此人帮凶的袭击。这篇报道以及后来的许多报道，为绝不退缩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赢得了“藏獒记者”的称号，这份报纸归中共所有，但却有着时不时会不守规矩的名声。

十多年后，48岁的刘万永告别了新闻行业。但这不仅仅是个人决定，离开自己效力了21年的报纸代表着中国调查新闻的终结。在习近平主席治下的中共正统观念压迫之下，这一职业已经奄奄一息。

刘万永是一群犀利大胆的记者中的最后一个，他们就职于《南方周末》和《财新》等地方，这些都是探求真相的新闻报道旗手，在习近平掌权之前就经历过起起落落。

刘万永的离开意味着调查新闻将再不复从前，中国记者运营的某社交媒体账号宣告。“新闻界‘定海神针’刘万永也要离开了，”文章写道。

“如果中国想以正常、健康的方式发展，我们必须拥有大量的可以公正报道的媒体，”刘万永在他位于某资产管理公司的简朴新办公室里边倒着茶边说，在这里他很注意维护公司形象。他换下了新闻编辑室那身T恤衫、宽松裤子装扮，穿起白色商务开领衬衫、定制裤装，腰间还系着大皮带。

习近平主席2016年考察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在共产党的压力之下，调查新闻已变得支离破碎。

习近平主席2016年考察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在共产党的压力之下，调查新闻已变得支离破碎。 MA ZHANCHENG/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新闻不再像新闻，”他说，“新闻业也不像新闻业了。”

他说他的决定是不情愿、迫不得已的，审查的虎钳收紧之后，过去两年《中国青年报》至少有100篇“猛料”稿件被枪毙。他日渐反感在和编辑讨论选题的时候，得到“再等等”的答复——他说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要碰触这个题材，想都不要想”。

有时，记者会因写了违反审查规定的文章而被罚噤声，几个月不得写稿。记者随后会被迫编写承认错误的报告。

他说，党要的不是调查报道，而是经济不景气时能让人们感觉良好的“正能量报道”。

去年，有关一场数百万人积蓄被骗的金融骗局的报道，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被封杀。一家化工厂的大爆炸背后的真相，也从未给出解释。

“谁应该负责的问题，是人们在这样的灾难中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刘万永说。“但如果你看了我们的新闻，你会发现这个吗？没有。”宣传负责人要求爆炸相关报道告诉人们如何保障安全，但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爆炸已经造成了破坏。

对记者加强控制开始于2012年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之后。刘万永说，独立于检察官去追查刑事及贪污案件开始变得不可能。“现在，你只记录这个过程，”他说。“政府的政策是，由政府来决定反腐败案件，而不是记者。”

2016年初，习近平考察了主要媒体机构：《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国有电视网中央电视台。在这些被大量报道的活动中，他重新启用了中共关于记者要反映党的意志的命令。编辑们的解读是，这意味着习近平的政治思想是所有文章的核心。那是独立报道终结的正式开始。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2016年的一项调查已表明，资深记者从业人数大幅下降，半数以上已转行。

“中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报道了，”前北京外国语学院新闻学教授展江说。“我们已经回归了毛时代的宣传。”

48岁的刘万永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所在的村子距北京市中心不到一小时车程。不识字的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作为老小的刘万永直到快二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去首都。他的家里没有书，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里种地还在使用人的粪便作肥料。

在北京读报。“中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报道了，”前新闻学教授展江说。

在北京读报。“中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报道了，”前新闻学教授展江说。 THOMAS PETER/REUTERS

“我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新闻，”他说。

他生长的年代不至于遭遇学校停课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仍然要在一个严厉老师的威压下学习中文。“你每天都生活在被老师用棍子打手的恐惧中，”他说。

在大学，他表现出了新闻才能，用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风格撰写校园新闻。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中国青年报》找工作，结果顺利通过了一门要求用日常的标准汉语和古文写作的考试。

“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你要热爱你的工作，”他说。“故事的文本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底层人民有同情心。”

在《中国青年报》期间，刘万永很快就证明了他善于揭露政客和商人之间的腐败联系。在2005年的那起案件之后，更多的消息找上门来，他把一群记者拉到一起建立了一个调查组。他最得意的文章中，有一篇预示了今年美国爆发的大学招生丑闻。

那篇文章涉及一名有势力的政客的女儿，她的分数原本不够上大学。刘万永的报道揭露了她如何利用一个成绩好得多的学生的身份，欺骗招生人员，拿到了录取资格。在那之后，教育部开始要求学生的申请材料附上有照片的身份证件。

他关于官员腐败的一系列报道，提升了报纸的影响，扩大了发行量。随着审查制度的收紧，他仍在坚持，甚至在去年还写了一个商人的故事，此人在被一名地方公安局领导蒙骗后含冤入狱7年，目前在寻求赔偿。这是他的最后一篇报道。他手下曾经繁茂兴旺的团队，现在就剩下两名无事可做的记者。

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新闻。他开始到新闻课堂上做客座讲师，鼓励学生即使当前环境恶劣，也要坚持下去。他提供了一系列如何智胜当局的小窍门。他说，入住酒店后，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检查房间里是否有警察藏的毒品，这是一个老套路，就是为了让一个给当权者添麻烦的记者保持沉默。

尽管离开了新闻行业，刘万永仍然不忘自己卑微的出身。他很少出国：去过一次塞舌尔，那是跟着党的宣传部门做的一次公费旅行；去过一次印度，还去过一次韩国。

他仍然对寻求真相充满热情，在如此可怕的审查制度下，尽可能地去接近真相。

“当我看中国的新闻报道时，我知道有问题，”他说。“在贸易战中，当特朗普说中国在协议中后退，我无法从中国媒体获知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后退，但我在西方媒体上看到了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