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美冲突风险加大 正走向完全脱钩？(图)

Rosanna

当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举行会晤，讨论充满争议的贸易问题时，他们将身处另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一度是美国的主要商业对手，也曾被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威胁。

但在1980年代焦虑潮过后，美国与将于本周首次举办G20峰会的日本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了企业间的普通斗争。日本出现了十年之久的停滞，并且在2010年，中国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美中两国间的竞争将达到同样的平衡。首先，日本是一个与美国有着军事结盟的民主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很可能要寻求取代美国在太平洋军事主导地位的威权国家。在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中，一场充满敌意的贸易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此外，国家安全的问题也正在日渐渗透到经济问题中。一些美国高级官员正在推动两个经济体“脱钩”。

两国关系中的主要元素——经济和商业关系——已经变得不牢靠，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形态或冲突的程度，也鲜少有共识。

对美国官员来说，风险如今似乎比与日本竞赛时要高得多。大多数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将在10至15年内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此外，一些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如今坚定地将中国视为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认为共产党的目的不仅是让其公民服从，还要在全球范围内散播威权控制的工具——尤其是监控、通讯及人工智能技术——并且在各大洋及山脉建立起军事立足点。

尽管特朗普不断赞美习近平——他说两人“会一直是朋友”——但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强大力量、比苏联更令人畏惧的想法，已经在特朗普政府内愈发普遍起来。这个观点由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在一次访问荷兰之行中表述出来。对荷兰的访问是本月一次为期一周前往欧洲各地行程的一部分，在那次出访中，庞皮欧在每一站都谈到了中国。

“中国在这个洲也拥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影响，”他在海牙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想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和军事主导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散播其对社会的威权主义设想以及其腐败做法。”

2017年12月由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听起来充满了警告意味：美国正在重新进入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和俄罗斯“想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及利益对立的世界”。但自那之后，特朗普及其内阁官员因为伊朗及其他外交政策事务有所分心，未能列出一个一致的战略。

这导致特朗普政府官员勉强拼凑出了一个对华路线，其中有着竞争、遏制及建设性交往的各种元素，但没有哪条被特别列为重点。

在战略方面，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最主要的顾问意见不一。他的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约翰·R·博尔顿(John R. Bolton)及庞皮欧已经主张制定强硬政策，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也是如此，后者是贸易顾问，并且创作了一部引发争议的书及纪录片《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对立阵营里则都是商业大亨，他们中有史蒂文·马努钦(Steven Mnuchin)、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和史蒂夫·韦恩(Steve Wynn)。

中层官僚则在形成自己的看法。在4月29日，一场在华盛顿举行的讲话中，国务院政策规划负责人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明确提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观点。

“这是一场与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和一个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美国以前没有遭遇过这样的情况，”她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联及当时的那场竞争是西方阵营内部的斗争。”

如今，她说，“这是首次我们将面对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大国竞争对手。”

许多分析人士试图弄清楚是否这一惊人之语指向的是一个新的政策方向。官员们私下表示并非如此。

尽管在华盛顿，一直有两党对特朗普政府较为强硬立场（从关税到制裁中国科技公司等举措）的赞扬，但批评人士表示，他们看到的是没有战略的战略性模糊。

“美中关系中的经济、安全及技术，甚至是科学的方面如今都被合并到了一起，”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研究中国政治和民族主义的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令许多人担忧的，是无法理解各个层面的风险，以及将美国与中国一股脑脱钩这件事，会以多快的速度进行到什么程度。”

脱钩的观念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两个经济体的关系太过紧密，给美国构成了重大安全风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关系建立的速度加快，近年来似乎已变得不可逆转。但特朗普的强硬派贸易顾问想要两国解开各自的供应链，这意味着一些美国企业要退出中国，另一些要停止对中国公司出售零部件。

特朗普一味紧盯削减与中国的贸易赤字，这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没有意义。但他加征关税，加之两国经济关系总体上的不确定性，将迫使部分美国公司重新思考是否继续在中国运营。将中国企业、特别是通信技术制造巨头华为列入官方所称的实体名单，切断美国零部件供应，也正在产生影响。

“经过长期的全球化和经济效率榨取后，你的确会看到国家安全成了最紧迫的问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亚太安全项目主任丹尼尔·M·克里曼(Daniel M. Kliman)说。

中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今年春天贸易紧张关系加剧之际，中国官方电视台开始播放展现美国侵略行为的朝鲜战争老片。报纸也在刊载关于朝鲜战争的社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的新模式是“斗而不破”。

这场争斗的影响正在扩大。华为高管孟晚舟应美国的引渡要求在加拿大被捕，而中国安全官员似乎是作为报复，以间谍活动罪名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一直在取消涉嫌与情报人员有往来的中国学者的签证。

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他们担心出现新的“红色恐慌”(Red Scare)。

“与其宣称‘全社会’面临来自某敌对‘文明’的威胁，美国官员如果明智的话不如去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带来的价值，同时制定政策防范知识产权遭窃，”白洁曦称。

华为案表明，中国经济主导地位与安全威胁之间的关联引起了华盛顿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敦促其他国家禁止由华为建设下一代5G通信网络，称其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作为私营企业的华为否认这一指控。

但除澳大利亚外，即便亲密的盟友也不愿采纳禁令，这表明各国不愿破坏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其中就包括日本，该国政府尚未发布禁令，反而正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首先安倍晋三将在大阪的20国集团会议上设宴招待习近平。

特朗普政府也一直在敦促各国拒绝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美国官方所称的“债务外交”，收效上喜忧参半。

一些美国公司正试图在与中国的其他交易中绕过特朗普政府设置的限制。以半导体公司为例，它们已找到规避美国商务部对华为零部件禁售令的法律基础。

但特朗普政府本身会不时以经济关系为由撤销对中国的打压措施，这一迹象表明，某种程度上两国关系的传统基础仍在。

自去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争论，是否就中国官方在新疆地区监禁100万甚至更多穆斯林的做法进行制裁。虽然庞皮欧及其他官员曾主张这类制裁，但以马努钦为首的财政部则因担心会破坏贸易谈判而加以反对。因此，本届政府尚未采取行动。

中国在新疆的严重人权侵犯行为，是许多美国官员不再指望中共内部出现自由主义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官员则抓住了特朗普政府的行为，称美国在设法阻止中国的崛起。周二，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呼吁国民为国家尊严而战。

“中国人民深深懂得，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是中国发展壮大必然要承受的外部挑战，”社论写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