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田为什么要泄露中共的“惊天秘密”和卖国行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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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浩田披露中共出卖大面积北方领土
                 

江泽民出卖大片北方领土给俄国

一、从迟浩田的一句话说起
本文标题绝对没有牵强附会、没有夸大其辞。迟浩田原话正是如此：“这些年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部署，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让给了俄国，难道我们党中央是傻瓜？”
此话出自迟浩田2005年的一次内部会议讲话，其标题为《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从2005年下半年至2019年4月这十几年来，该篇讲话稿一直见诸中国大陆各门户网站，如《新浪》、《腾讯》、《西陆》等，读过此文的海内外网民也早已成千上万。然而大约从2019年5月起，该篇讲话在中国大陆网站被突然撤下。甚至在海外网站上，查找此文也不如以前那么容易了。
2019年6月5日，即198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的翌日，笔者在互联网上再次找到了《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全文，它作为附录刊于一篇文章之后。该文章为海外网站《阿波罗网》2017年9月17日刊发的一篇报导《曾泄共军对美惊天秘密–––前军委副主席忽露面》。该标题中的“共军对美惊天秘密”是指中共军方准备用生物武器消灭美国大部分人口，而“前军委副主席”指的就是曾经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
有些读者可能有疑惑：迟浩田身为中共高官，为什么要泄露中共的“惊天秘密”和卖国行径呢？
对此网上有多种解释分析，其一为“战前动员”说–––迟浩田想告诉这次内部会议的与会者：我们已经砸锅卖铁，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卖了，就是为了贿赂苏联——俄罗斯，避免“对美斗争”时两线作战。所以“对美斗争”是破釜沉舟，非胜利不可。海外网站《独立评论》一篇有关文章，标题就是《惊煞世人的战前动员》。
本文主旨并非评论“战前动员”说，不过还是想指出《惊煞世人的战前动员》一文也引用了迟浩田这一原句–––
江泽民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向知道他当过苏联特务底细的俄国出卖领土罪行曝光之后，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即便是“灭美战争”打赢了，卖国罪行也仍是他登上帝位的障碍。江泽民的魔战宣传班子为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在迟浩田的讲话中，我们看到，迟谈到“老同志”对美斗争的深谋远虑时，似乎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些年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部署，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让给了俄国，难道我们党中央是傻瓜？”真是瞒天过海有术！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把一个千古罪责在讴歌谋略家中悄悄地栽到了死人的身上，为江泽民撤去了重枷，而且把卖国罩上了谋略的光环。
该段引文中江泽民准备发动的“战争”、“魔战”，皆指中共的“超限战”，其中包括上文提及的迟浩田主张“用生物武器消灭美国大部分人口”。
海外网站《大纪元新闻网》刊文《苍白无力的卖国辩护–––迟浩田二文读后感之四》，也对此原句提供了佐证–––
（江泽民）在全世界华人众口一声的责问下，终于把死人–––“六四屠夫”邓小平抬出来，说什么卖国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韬光养晦于密室的潜台词，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白白送给了俄国似乎是邓小平的战略部署云云。
多年来，哪怕在大陆防火墙内读过迟浩田这番言论的中国网友，估计就有上千万；海外网友则更不待言。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以上几段引文，一则再度印证事实，二则为中共党媒的习惯性抵赖和五毛水军洗地增添一点难度和成本。
二、“北方领土”问题的由来
也许并非所有读者都了解迟浩田所说的“这些年”所指何年、“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让给了俄国”所言何事，所以在此将有关历史事实略作介绍。
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扩张至中国当时的北部边境，与清朝政府军发生了军事对峙；最后双方达成和议，于1689年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根据条约的相关内容，蒙古（当时亦属于中国）以东的中国领土，除东北现有领土（旧称“满洲”）之外，当时还有另外三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地区（“外兴地区”），面积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乌东地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库页岛，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这三块土地的总面积为1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的三十多倍。
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以军事征服加外交压力迫使清朝政府于1858年和1860年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签字人：奕山、穆拉维约夫）和《中俄北京条约》（签字人：奕䜣、伊格那季耶夫）；并通过这两个不平等条约，最终把上述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三块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此外，沙皇俄国还在新疆、蒙古一带先后割去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所有这些被割让的中国领土面积总计达160多万平方公里，这就是迟浩田所说的“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代表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1920年、1924年三度发表宣言，提出要将沙皇俄国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亦即“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一并归还中国。但列宁的提法是基于策略考虑的外交姿态，客观上并没有准备落实。而后历届苏联领导人也都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一话题。
中共于1949年建政后，起先是尽量不触及这一话题，以免得罪苏联这个共产“老大哥”。北京认可苏联管辖由历代沙皇掠去的原中国“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的现状，但始终不承认苏联对这些土地拥有领土主权。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开始交恶后，意识形态加军事战略同盟的双边关系破裂，两国间领土问题也日趋紧张。1969年，在中苏边界东段的黑龙江珍宝岛和西段的新疆铁列克提，甚至爆发了激烈的边境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双方舆论战迅速升级。北京方面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列举老沙皇侵略中国的众多史实，并且抬出列宁“遗嘱”，把昔日的“老大哥”抨击为侵略成性的“新沙皇”。为了对抗苏联的核报复战略，北京还在1971年与意识形态宿敌华盛顿缓和了关系，结成了对付莫斯科的战略同盟。这一态势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989年“六四”民动期间，由当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才画上句号。
江泽民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升任中共总书记两年后，于1991年5月16日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与苏方签订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字人：钱其琛、别斯梅尔特内赫）。北京政权在该协定中单方面主动放弃了索回“外兴地区”、“乌东地区”和库页岛三块中苏边界东段有争议土地的权利。从此，这三块共100多万平方公里原中国领土被从中国东北永久割让出去。
《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所谓“东段”，指蒙古以东的中国东北即满洲一带的中苏边界。相对于此的“西段”，则是指蒙古以西的新疆一带的中苏边界。
《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仅七个月后，苏共政权就于1991年12月25日宣告终结，苏联随之解体。1994年9月3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签订的《中俄国界西段协定》（签字人：钱其琛、科济列夫），又把中俄边界“西段”新疆、蒙古一带有争议的60多万平方公里原中国领土也同样永久性划归俄罗斯。此后约十年间，北京政权与俄罗斯又陆续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及其他外交文本，进一步确认了上述两个协定。
上述外交文件中包括：1999年12月9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签字人：江泽民、叶利钦）、2001年7月16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字人：江泽民、普京）、2004年10月14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规定》（签字人：李肇星、拉夫罗夫）。
通过1991年至2004年（即迟浩田所说的“这些年”）签订的这些边界条约和外交文本，沙皇俄国从东北（满洲）一带的“东段”和新疆以及蒙古一带的“西段”所掠取的共160多万平方公里原中国领土，至此永远划归俄罗斯。这就是迟浩田所说的“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让给了俄国”。
三、中共为保政权而卖国土
国土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组成部分。用中共话语来说，领土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何况国土还是中共政权手中的基础性资源之一。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予以出卖呢？“党中央”犯傻吗？
迟浩田告诉我们，“党中央”并非“傻瓜”，而且还有“小平同志的部署”。显然，把大片国土主动拱手相让于苏联及俄罗斯，是经过考虑、斟酌后蓄意为之。
中共经历1989年“六四”民运大潮冲击后，经济上迅速左转，向计划经济模式倒退，导致次年即1990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一片萧条。紧接着1991年1月17日，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及多国联军在这场被称为“沙漠风暴”的战争中所使用的一系列高科技军事装备和一大批新型武器及其所展现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威力，令中共军方感受到极其强烈的震撼。
两个月后，在1991年3月25日至4月9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共军队少将聂力（共军元帅聂荣臻之女，1993年升中将）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呼吁：根据海湾战争所展现的战争新形态和军事新观念，立即调整相关政策，迅速提高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尽快改变国防工业严重落伍的现状！
聂力的呼吁得到与会军方及国防工业、科研部门代表的一致附议。中共高层就此形成的共识：立即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倾举国之力发展军备、准备战争。这就是迟浩田在《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讲话中所表述的：“我们的一切建设发展都要为战争需要作准备！我们公开强调的仍旧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事实上经济建设是以战争为中心！”
然而，提高军队武器装备整体水平需要相对较长的周期，远非“急起直追”三年五载便可见成效。所以未来升级换代后的新型武器装备属于“远水”，难以解“近渴”。那么，当时中共的“近渴”又有哪些呢？
西方国家因对“六四”屠杀而中共实行武器禁运，切断了中共军备现代化的主要技术来源。当时国民经济倒退萎缩，军事科技研发能力捉襟见肘……不过，这些都是军备现代化方面所面临的“近渴”。最大的“近渴”应该来自总体战略层面。
当时中共军方有人提出过一个设想：假如美军挟海湾战争大获全胜之余威，短期内移师西太平洋，并以声讨“六四”屠杀等为名兴师问罪，进驻台湾，甚至在中国大陆沿海登陆，我军将何以处之？如果既要南抗美国、又要北拒苏联，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兵家大忌且不说，就是仅仅对付美国（或苏联）一个对手，我军已经处于严重劣势。
这一设想所涉及的问题直接关乎中共政权的生死存亡，远比军备现代化问题更为致命。1989年的“六四”民运和西方制裁、1990年的经济倒退、1991年的海湾战争，接二连三、接踵而至、接连不断，早已令中共高层应接不暇、处于惊弓之鸟状态。有关美军或举兵进抵中国沿海的战略设想一经提出，立即激活了中共最恐惧的梦魇，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成了压倒一切的超级“近渴”。中南海经过权衡盘算，决定以空间换时间：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东段”的主权出让给苏联，以换取与对方再度结盟，共同对抗美国，从而延续中共政权存活的时间。迟浩田的讲话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结盟”提议遭克里姆林宫婉拒后，这一外交筹码因受制于“近渴”刚性急需，旋即降格为仅仅要求莫斯科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这意味着苏联只要袖手旁观，便可不劳永逸地永久性获得中苏边界“东段”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三块有争议土地，莫斯科自然乐于接受。
从1991年5月16日《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起，到同年12月25日苏联共产帝国宣告终结为止，只有短短七个多月的时间。中南海帮助苏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或许还是绝无仅有的地缘政治奇迹：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其消逝前仅剩半年多时间的衰败之际，居然还能从一个体量级别与之相当的邻国手中，无偿获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是坐等对方送上门来、递到手上。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摈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虽然承袭了由苏联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所得到的中俄边界（即原中苏边界）“东段”原中国领土，但未必会保证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中扮演中立国的角色。
在信守中立方面，莫斯科的确信誉不佳。1941年4月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又称《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1941年4月25日生效，为期五年，至1946年4月24日截止。1945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美军进攻日本本土在即，并于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此时正值日本极度渴望苏联严守中立之际，莫斯科却不但没有信守承诺，反而于两天之后的8月8日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命令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大举越过中苏边界，向驻守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
因此，即便俄罗斯承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中承担保持中立的义务，中共也不敢相信。时至1994年，北京政权“以空间换时间”的迫切性比之1991年虽然已经有所降低，但中南海依然决定用领土贿赂俄罗斯，以中国领土来换取中共政权存活的时间；同时在确保未来的“对美斗争”中，不致于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于是中俄双方在1994年9月3日签订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中南海献给克里姆林宫的这又一份大礼，使俄罗斯像苏联那样，不劳永逸且永久性地获得了中俄边界“西段”60多万平方公里的有争议土地。
四、谁之罪？
由于当代国际法否定通过“征服”获得领土的合理性，沙皇俄国在历史上通过军事征服等手段获得160多万平方公里原中国领土，自然不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据。中国方面应该有可能依据国际法索回或部分索回这些土地。
苏联——俄罗斯虽然承袭了沙皇俄国遗留的上述土地，但是否合法拥有这些土地是存在争议的。换言之，苏联——俄罗斯对这些原中国领土主权的合法性是存疑的。
诚然，当代国际法并不排斥领土变更，但必须通过“民族自决”或“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领土变更与否。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是非常清晰明了的，那就是人民有参与权、决定权、表决权，最低限度必须有知情权。
而中共核心层则完全违背了当代国际法精神及其基本准则：它向一个邻国单方面主动出让了160多万平方公里原中国领土的主权，却把中国人民完全蒙在鼓里。有时，甚至连决策层内也有高官不知情。《江泽民其人》一书的第十四章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秘密签订的（中俄边界）《议定书》，连当时的国防部长迟浩田都不许过问。迟浩田后来听到一些消息，问起条约的事情，结果收到的是1999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官方关于此条约的只有100多字的简短介绍。
在《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这篇讲话中，迟浩田告诉我们，是中共“党中央”（其实是“党中央”内极少数人）“按照小平同志的部署，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让给了俄国”。根据迟浩田的证词，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它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无疑要承担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历史罪责。这些卖国行径，总有一天要面对中国人民的问责，并遭到历史的审判和清算。
邓小平作了出卖北方领土的“部署”。江泽民主持签订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中苏国界西段协定》以及其他与出卖领土相关的边界条约和外交文本。江泽民、钱其琛、李肇星等人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字。作为个人，他们无疑都要承担各自的罪责。
邓小平不可能一个人独自拍板就能决定如此大事。其他责任人中，至少应当包括另一位中共元老陈云，因为邓、陈两人素有中共党内“二巨头”之称。1991年签订《中俄国界东段协定》，1995年去世的陈云应当与闻其事，因此也负有个人罪责。至于1994年签订《中俄国界西段协定》时，陈云健康情况是否还允许他视事，则或可另当别论。
中共党内当时在世的其他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应当程度不同地承担各自的法律责任。
迟浩田本人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罪责。他1988年被授予中共军队的最高军衔–––上将，1993年至2003年任国防部长，1995年至2002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7年至2002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91年至2004年，迟浩田差不多一直在中共核心层担任要职，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他声称对江泽民1999年出卖国土事先毫不知情，根据上述引文，这的确有可能是事实。对于中共一系列出卖国土的罪行，其中某一项的实施过程迟浩田不知情，事先也没有参与决策，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但中共高层领导干部有内参、情况通报及各种文件，秘书也有整理文件、提醒首长阅读其中最重要部分的职责。因此，对于中共领导层多次出卖领土主权的后果及大部分有关事项的经过，迟浩田应当是清楚的。《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这篇讲话证明，迟浩田至少在事后对“党中央”出卖领土主权的行径，不仅知情，而且赞同。被党瞒了骗了，他依然拥护“党中央”的卖国行径。
当时在任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军委成员、外交部负责人等，也应当各自承担一定程度的法律责任。
五、警惕中共再次出卖国土
美国学者傅泰林（Taylor Fravel）在其专著中谈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主持与俄罗斯、越南等几个周边国家订立了六个边界条约，外加2002年订立的一个条约，所有这七个条约在领土上均对邻国作出让步。在索回失去领土的机会清晰可及、且军事上也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北京政权的这种单方面放弃主权的主动行为令人费解。
傅泰林似乎还没有完全看透中共外交的作业模式。但这位学者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不局限于“北方领土”而纵观全局，审视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领土变更走势。如此这般，就自然而然还应当追究到出卖国土和主权的罪魁毛泽东、周恩来。
2000年，金正日作为朝鲜最高领导人秘密访问中国时，向江泽民要求“视察”中国东北。“视察”一词意味着金正日是东北的领导人。
江泽民问：“你的意思是‘参观’，对吗？”金正日回答：“不对，就是‘视察’。我的父亲（金日成）告诉我，整个东北都属于我们。这不是我父亲的观点，这是毛泽东主席说的。”
江泽民立即让中联部查阅外事档案后，发现毛泽东确实说过诸如此类的卖国言论，而且至少有五次之多！
五次谈话涉及两个主题。其一，毛泽东说，你们的祖先说中朝边界在辽河，我们的祖先说中朝边界在鸭绿江。现在都把你们赶到鸭绿江南边去了，怪可怜的，但是这不是我的错，是封建主义压迫了你们。结果毛泽东、周恩来把吉林省长白山天池一带的中国领土送给了朝鲜。
其二，毛泽东说要把东北交给金日成，要金熟悉东北的山川地形和当地干部。1963年，金日成果真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东北三省的司、局级以上干部，沈阳军区师级以上干部，都向他汇报工作。金日成还在朝鲜开办过东北领导干部培训班，让东北三省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去朝鲜培训。
通过以上中共对朝鲜、对苏联——俄罗斯外交事件处理，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外交事例。人们可以看到：自1949年中共篡夺政权以来，“逢危机则卖国土”、“搞统战可送领土”事实上已经成了中南海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做不说的潜政策。
傅泰林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的“六四”抗争余波、国民经济的衰败倒退、西方国家的制裁禁运、美军主打的海湾战争所展示的先进武器装备……所有这些重大客观因素，其中任何一项都尚不足以引发中共出卖国土的动机；但只须一个美军可能进抵中国沿海的主观设想，就可以激活中共最为恐惧的隐忧，就可以让中共下决心为保住红色江山而出卖领土主权，就可以让中共迫不及待地出卖领土给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甚至还用领土贿赂周边的中小邻国。
中共为什么偏偏对美国如此恐惧有加、反应过度呢？为什么只要是“对美斗争”，中共就甘愿“不惜一切代价”呢？
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灯塔、民主舰队编队核心的航空母舰。而民主舰队中的其他国家，则不具备美国那样对中共暴政有着逼迫感的超级体量。只要美国继续存在，中共称霸全球的迷梦就不可能最终得逞，而且难逃破灭的命运。因此，迟浩田《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讲话称，“中美之间是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关系”，“所以，解决‘美国问题’就是历史交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要“坚定不移地抓住‘美国问题’这个大方向”。而所谓“解决‘美国问题’”，就是指中共军方准备用生物武器偷袭美国，消灭美国大部分人口，最终战胜美国、占领美国。为了掩盖这一战略目标且长期实施战略欺骗，中共采用“韬光养晦”的低调策略，并伴随着持之以恒的战略伪装。正因为唯恐暴露其真实战略意图，中共对美国的战略反应就自然而然地格外敏感、对美国的战略觉醒也就理所当然地分外惊恐。
当前，中共再度面临危局，而且是它自1949年篡夺政权以来最为恐惧的局面：国内民怨沸腾，几近“全民共振”；香港人民抗争再起，声势空前；“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上趋于破产；因华为受制裁，“超限战”部署全线打乱；美国和中共双方的贸易战经过一年较量，使中共的财源大为缩水；贸易战正在逐步升级为科技战、人权战、外交战，甚或金融战……
既然中共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那么，再次出卖国土、再次用空间换取时间，以求延长中共政权的残存期限，就完全有可能再度成为中南海的选项。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共向多个邻国、多次出卖过国土，前科累累。上述“把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都让给了俄国”不过是中共多次出卖国土的其中若干次；“那么大面积的北方领土”不过是它已经出卖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让金日成领导东北，不过是它出卖过的中国主权的一小部分。北京政权的卖国行径正是由中共外交的既定方针、思维逻辑、行为模式以及中共政权的反动性质所决定的。
在其终结之日迫近之际，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再来一轮断尾求生、卖土求存、割地自保？
人们应当对此保持警惕。
主要参考资料：
《中俄国界东段协定》（签字人：钱其琛、别斯梅尔特内赫），莫斯科，1991年5月16日
《中俄国界西段协定》（签字人：钱其琛、科济列夫），莫斯科，1994年9月3日
《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签字人：江泽民、叶利钦），北京，1999年12月9日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字人：江泽民、普京），莫斯科，2001年7月16日
《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规定》（签字人：李肇星、拉夫罗夫），北京，2004年10月14日
Taylor Fravel：Strong Borders，Secure N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泰勒‧弗拉维尔（中文名傅泰林）：《牢固边界，安全国家：中国边界争议的合作与冲突》（英文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江泽民其人》（第十四章《黑箱作业出卖国土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参见《江泽民其人》(96)，《大纪元新闻网》2015-04-21
《曾泄共军对美惊天秘密–––前军委副主席忽露面》附录《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迟浩田）《阿波罗网》2017-09-17
徐天麟：《苍白无力的卖国辩护–––迟浩田二文读后感之四》《大纪元新闻网》2005-9-7
中国影子政府军事战略研究室：《惊煞世人的战前动员》《独立评论》（或转载自《世界华人网》）2005-09-22
郑义：《海外华人终于看到中共的魔鬼面目––评迟浩田〈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附录《战争离我们不远，她是中华世纪的产婆》（迟浩田）《博讯新闻网》2009-02-24
沈志华：《中朝关系最特殊的地方，随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去世而不复存在》《手机选举网》（转载自《新视角NPF》）2017-11-30
《金日成当面要求中国割让整个东北，江泽民这样回答》《多维新闻网》2018-01-02


宋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