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美谈判桌上的硬核桃：未完成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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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时间周六（6月29日）上午11点47分，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午餐会晤。(Brendan Smialowski/AFP)

主导日本大阪G20峰会的五大议题都让位给特习会（川习会），最大的成果如我数天前在《G20习特会将有什么“成果”？》预测的一样，中美双方同意重回谈判桌，这让与会的18个国家松了一口气：至少美国（2020）大选结束前的一年多以内，中美贸易战不会再有大的波澜。至于美国是否能够达成目标，有可能完成剩下的10%与否，不是这些国家考虑的问题。

重回谈判桌，知识产权仍是难啃的硬核桃




在大阪峰会召开前夕的6月26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大约90%”已经完成。不过，这是姆努钦今年第四次发布类似宣示，此前，他已经于4月3日、5月7日、6月9日三次宣布“完成了90%”。


这听起来似乎接近完成的“成绩单”，就因为那10%的条款，让中国在今年5月拂袖而去，离开谈判桌，导致美国对价值两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关税，两国贸易战直线升温，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威胁，让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大部分成员国惶惶不安。

这10%有多重要？想想那个被广泛引用的“二八原则”就会明白：一个条款、一个组织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那80%的内容或人，而是那20%起决定作用。中美贸易协议谈判的难点，不在那美国认为完成了的90%的协议，而是那10%。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美双方努力达成的协议草案包含六个主题：强制技术移转与网络犯罪、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业与非关税贸易壁垒。除知识产权之外，其余的五个主题就是姆努钦多次声称“已经完成的90%”，剩下的那10%，就是美国要求美中双方在中国开设“执法办公室”监督协议执行成果，包含一旦中方毁约，美国需要有惩罚机制，比如加征新的关税。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谈判代表一直在寻求这份权利，但中国谈判代表在这一问题上不愿妥协。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增加关税导致经济压力加大，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些都可以通过宣传机器归咎于美国，让国人对美国玩国家怪罪游戏。但同意开设执法办公室，在中国就上升到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层面，朝野都会认为是丧权辱国。

亚洲曾经成为西方殖民地，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都有过这段历史。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殖民化被认为是亚非拉国家独立的象征。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韩国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当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剩下可怜的39亿美元。为渡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当年11月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代价是韩国的经济政策必须接受IMF的干预和严厉监督。从此，韩国进入了“IMF时代”，韩国人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在此后的三年内，除了努力改革，民间还发动捐金运动，力争早日偿还债务。2001年8月23日上午，韩国政府宣布偿还IMF最后一笔1.4亿美元的贷款，告别“IMF时代”，金大中的政治声望因此如日中天。

南韩的国际地位当时不过是“四小龙”之一，对IMF这种监管就如此深恶痛绝，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人普遍认为本国是世界老二，要与美国一争雄长，中国（中共）政府还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这种心态之下，接受美国的监管，在国人眼中，简直等同于袁世凯当年的二十一条。熟悉中国政治与中国人的心态，就知道习近平必定在这条上坚持到底。

美国为什么必须坚持？
一言以概之，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对美国太重要，关系到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与美国在国际社会领先的科技地位，是美国的国力所系。

2016年10月4日，美国商务部、美国专利商标局以及经济和统计管理局联合发布研究报告《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2016（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2016 Update）》，指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至少为美国提供了4500万个就业机会，产业贡献超过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38.2%。该报告识别了81个广泛采用专利、著作权以及商标权保护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包括软件出版业、录音产业、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业、有线电视和其他订阅节目、表演艺术公司以及广播电视。这些产业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就业机会约占美国所有产业的30%。

上述报告清楚地显示了保护知识产权对美国极其重要。这就是川普总统上任前后反复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并反复指责中国（中共）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带来巨大损失的原因。

2017年6月19日，由彼得·纳瓦罗领导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报告，列举了中国（中共）的六类经济侵略战略，并针对第五项（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获得关键技术与知识产权）和第六项（掌握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以及国防工业技术）“战略”详细列举了中国（中共）5类（27种）相关行为、政策或做法：（1）盗窃或通过网络窃取技术与知识产权；（2）通过强迫或侵入性监管手段，强制转让或披露技术和知识产权；（3）施加经济压力胁迫技术与知识产权转移；（4）信息收集；（5）国家资助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指出，一项研究发现，盗版软件和假冒商品每年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可高达6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仿冒与剽窃。

就在G20峰会召开的第一天，美国军事出版商Defense One主办了一场讨论会，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说，在司法部所处理的外国政府主导的网络盗窃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国政府行为，“从这些案件中你可以看到（中国）有组织、资源配备充足、从上至下的行动。他们使用政府情报机构用来针对外国政府机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来盗窃商业机密，以便提升自己的产能。”多位与会的美国政府官员指出，北京主导的网络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不限于商业目的。

知识产权之争的意识形态化
毫无疑问，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面。也因此，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体系，为企业和个人从无形的想法和创造中获得有形收益提供了法律基础。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的影响贯穿始终：为发明和创造提供激励，保护创新者避免未经授权的复制，促进技术市场的垂直专业化，为创新金融投资创造平台，通过兼并、收购和IPOs上市支持创业和增长，使得基于许可的技术商业模式成为可能，并为技术转让和技术交易提供更有效的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整个世界都认可这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中国也加入了不少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条约。



但是，在世界经济这张牌桌上，自从多了中国这个角儿，随着中国地位逐年上升，规则这种约束完全成了橡皮筋。但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挑战的，还有一大票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话事的全球主义者中的左派，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有权在知识产权上搭便车。比如，一些反对保护知识产权的人士认为，过度的大范围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影响创新和限制竞争。他们强调：知识产权其实是在保护世界上那些主意不断、享有专利的富有国家防范贫穷的国家。这类理论非常符合中国、印度（药品仿冒大国）这类国家的要求。

在贸易战初期，发达国家虽然期望美国能够迫使中国（中共）遵守WTO的相关约束，但最后发现美国洗牌也伤及了自身利益，比如美墨关系、美英关系、美俄关系基本都发生了一些让这些国家不愉快的变化，于是极希望重回克林顿时期奠定的美国主导并承担主要义务的全球化格局。因此，对中国（中共）侵犯知识产权一事，不少国家并不在意，只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6月26日在悉尼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表示，中国应该实施经济改革，以结束正在破坏全球经济的中美贸易战，并针对性地指出“强制技术转让是不公平的。窃取知识产权是不正当的。”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日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他如何定义美中关系，是战略伙伴？竞争者？还是敌人？特朗普说美中应该是能够互相帮助的战略伙伴。许多媒体抓住“战略伙伴”这个词大作文章，独独忽视了特朗普这句话有“if”这个条件前置词，引导的是几个关键条件，“如果我们最终能达成正确的协议，……如果北京能开放，……”，在特朗普总统眼中，正确的协议就是北京承诺解决偷窃知识产权和结构性改革，即中美之间未谈成的那10%。可以预见，这10%的未完成协议，只有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才有可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