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后,废除了违背法治精神的邪恶劳教制度并提出要“依法治国”,曾给了我一线希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实施无法可依的权治或者有法不依的党治,那肯定是祸国殃民,没有希望的。中国曾经的现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四年前的“709大抓捕”,却给此前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一记大耳光,再加上“最高检”、“最高法”和公安部对法轮功学员诉江案的搁置和打压,使我心中的那一线希望变成了彻底的失望。
2015年的7月9日凌晨,维权女律师王宇和她的丈夫及未成年的儿子全家都被抓捕。随后,大陆一批律师也被非法抓捕,包括王全璋、李和平、谢燕益、周世锋、谢阳、隋牧青、李春富、谢远东、刘四新、高月、赵威、李姝云等律师或律师助理。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7月9日以后,全国三百六十多位律师和公民被密集强制约谈或传唤,被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家属亦受到牵连,不断遭受恐吓威胁,近四十多位律师被限制出境。由于这是一场主要针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根据时间也称为“709事件”。
一时间,红色中国一片恐怖。
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和自身的私利,终于扯下脸上的遮羞布,原形毕露,杀气腾腾,玩法律于股掌, “依法治国”顿时虚化为一句口号。
据我观察,中共当时之所以抓捕维权律师,原因有二:
一方面,由于中共及各级官员的胡作非为,维权案例越来越多,由于需要,一些正直而坚毅的律师纷纷参与帮助当事人打维权官司,维权律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样就触动了中共敏感的神经,用中共的话说,就是“危及国家安全”,所以中共必须打压。同时中共也在“杀一儆百”。
另一方面,就是在抓捕维权律师前两个月,法轮功学员因受无端迫害,状告恶首江泽民的信件像雪片一样的飞往“最高检”和“最高法”。有诉讼,就需要律师,国内一般律师不敢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而这些维权律师却一直顶着重重压力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使作恶多端的中共十分害怕,所以他们必须抓捕维权律师。
律师本是维护法律及法律尊严的,是十分神圣的职业。中共邪性难改,为了其政治集团的利益,不仅要歪曲法律,操纵法律,连律师也要为其所用,强迫律师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徇私枉法,否则,轻则被吊销营业执照,关闭律师事务所,重则被抓捕诬判,受尽酷刑折磨,还要被打毒针,吃毒药,不屈服就让你变傻变疯,用对付法轮功学员的恶毒手段来对付维权律师。如谢燕益律师披露自己在被关押期间,被逼吃了一年的毒药;王全璋律师现还被关押中,四年了,才被允许其妻探监,现在变得痴呆木讷,与四年前被抓捕时判若两人。
我在对“依法治国”失望的同时,心中也升腾起希望。那就是维权律师家属的觉醒,并因家属们的觉醒而带动更多人的觉醒,从而放弃对中共的幻想走上抗共之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维权律师的夫人们,她们虽然柔弱,但这些年来,从没停止过为其丈夫的奔走和呼告,她们的丈夫为百姓维权,她们站出来为丈夫维权。
为此,“709案”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荣获2018年瑞典“爱德尔斯塔姆人权奖”,主办方以此表彰她“捍卫人权事业的杰出贡献和勇气”。
评委会主席卡罗琳·爱德尔斯塔姆表示,李文足和“709律师”的妻子不仅营救自己的丈夫、而且对所有被镇压的情况进行关注。她们通过网络声援、探监、到检察机关和法院投诉等非传统方式进行反击。她们所做成为勇敢的人权活动范例。评委会主席在发言中还呼吁国际社会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制裁。
再就是说说谢燕益律师的兄长谢维,以下内容来自他的一篇自述。谢燕益律师出生于红色革命之家,其父母、兄长都是紧随中共的,其父是中共官员,其母是国家一级律师,其兄谢维原名叫谢党恩,后来名字被妈妈改成布尔什维克的“维”,谢维曾做过杨尚昆的贴身警卫,只有谢燕益是这个家庭的叛逆。由于谢燕益的影响和对平民百姓劫难的了解,谢维也认识到中共的罪恶,耻于与中共为伍,从而支持兄弟,还把中共的罪恶告诉身边的人和网络朋友。
所以当有人认清中共时,就会去抗拒中共,这就是希望;当认清中共的人越来越多时,抗拒的力量越来越强,那么希望就越来越大。
还过两天就是7月9日,相信这种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日增月长,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