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的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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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7岁。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家门口站着民兵，身穿蓝制服，斜挎帆布子弹带，肩背步枪。他们来干什么？原来是乡下老家来人抓“地主婆”外婆回去批斗。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多方交涉，营救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40年，一直委托乡下亲戚打理那里的田产，并未亲身参与“剥削”。

我的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国民党时期做过广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站长。1949年后，父亲被视作阶级异己分子，无端被撤职降薪。文革期间，我的父母双双被隔离审查批斗，父亲被罚跪和殴打。每当想起无辜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余痛。在每个民主、正义的国家，个人的生命和尊严都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什么我们中国就要例外？

我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1949年至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1956年肃反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分，以致影响到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伯父被送到三水农场劳动改造。文革期，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的儿子不慎溺水身亡，伯父赶去办理后事，哭昏在儿子的坟前。因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大伯不但没有拿到分毫抚恤金，还备受军队干部野蛮无礼的对待。

我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家大机构做事，因误信马列，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曾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在中共指挥下，舅父领导了九龙海关起义，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接管广州海关。只因他是地方地下党，又是知识分子，不获北方信任，备受岐视。

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们学校食堂让学生吃甘蔗渣做的“蔗渣包子”，吃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吃用米糠做的“糠饼”，甚至吃用尿培养出来的小球藻。我的年近六旬的姑母，每次从香港回广州，都要带一大铝锅红烧肉。

1967年夏天，我的中学母校，著名的广州广雅中学，发生一起血案。那天，参加学校造反派组织“四一〇”的学生丘成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弟弟），在广雅河边被主要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另一派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人从背后开枪射杀，尸体跌落河里，年仅17岁。作家秦牧先生有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其中写道：“人们咬着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等字眼。”秦文所写的，大约就是广雅中学的丘成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是上海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四年级学生。清队期间，同济大学40多人自杀，我亲见的就有五六个，如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数学教授孙国楹等。同济大学学生宿舍西北一楼后面的小路上，我亲眼看见一个二年级高个子学生跳楼而死，脑浆流入水泥地砖缝。我班班长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状元，阶级斗争的毒中得太深，把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整天以整人为乐。1968年清队时，周文德因说了几句对毛不敬的话，最后被逼得跳楼自杀，半途身体翻个身，落地没有摔死，摔个终生残废。我们28个人的小班，揪出4个反动学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张洁华，23岁，也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未遂，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区。当地人告诉我，不久前，广西“联指”派得到军队支持，将邕江水灌入下水道和防空洞，超过千名“四二二”派的人被活活淹死。尸体腐烂发臭，整个城市的自来水都带腐尸味。有一次，我随车路经宾阳县，司机告诉我，不久前这里是一个杀人屠场。当时宾阳县被杀的五类分子达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农家庭被灭门，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吃奶的婴儿都不得幸免，许多人被石头活活砸死，尸体沿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广州和香港。

文革期间，香港不但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大陆偷渡来港躲避政治迫害的人，还安葬了数以万计沿珠江漂流下来的浮尸。当年在宾阳县指挥大屠杀的一个解放军副师长，后来升任广州警备区副司令，虽经宾阳县政府代表全县人民数次向中央要求追究其责任，却仍然在广州逍遥法外。据说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大莘庄公社中心大队贫协主席一个人独铡十六条命，直至刀刃卷口，最后自己瘫倒在地上。活埋奶奶和孙子两人时，凶手扬起第一锹土，黄发稚孙不知死之将至，哭着说：“奶奶，眯眼睛。”白发老人凄怆无力地哄他：“好乖乖，一会儿就不眯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