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产示威者的自白，“我有楼，但更要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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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作者: 林祖伟



“反送中”前线示威人士（路透社）

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活动已经过去几十天，警民冲突越演越烈，警方出动催泪弹、橡胶子弹以作驱散成为常态，示威者的装备亦逐步升级，从雨伞、纸皮盾牌，慢慢变成铁板、长棍、弹弓、汽油弹。示威者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包括撤回条例、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暴力、释放被捕示威者等等。但政府除了“暂缓”修例外，没有回应其它诉求。

记者多次在抗议现场观察到，前线示威人士的组成远比媒体描述得多元，他们中不仅有年轻人或大学生，也有一些在社会上小有成就的成年人。

BBC中文此前采访过年轻示威者、前线警察以及一些警察支持者，这次采访两位中产示威者，希望呈现这场抗议活动的全貌。

“我不敢想象2047”

30来岁的阿明（化名）是科技界的才俊，一边做科技生意，一边在大专院校任教，年薪逾百万港元。有一双子女的阿明住在父母为他们买下的物业。

有别于身边专业 人士朋友，阿明频繁出现在“反送中”示威冲突现场。除了为了规避催泪弹而带上口罩外，他不会像其他示威者般全副装备走到最前，也不会冲撞或伤害他人，大部分时间作支援，提供物资，协助学生，或是帮平民疏散。

除了示威者的五大诉求，阿明参与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下一代。他说在示威前线见到的学生让他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 2003、2004年的时候，他已经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但年纪渐大，他不再是在最前排吶喊的一群，经常提醒自己以理智，非情绪去观看事态发展。

阿明说，作为老师，他希望在前线帮助学生，作为父亲，他也思考子女未来的路。

中国此前曾作出香1997年港主权移交后“50年不变”的承诺。《逃犯条例》争议让更多人担心香港未来“一国两制”的走向如何。

“我不敢想象2047后的香港，也许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一国一制，香港会失去所有事情，香港两制下的独特性会被铲除。”

阿明说，现在有太多外来文化来对香港的语言、生活模式、价值观、专业主义等等，都有所冲击，香港人就是因为对这些改变感到反感而出声。

“我要移民其实不难，但我和太太有共识，大家都想在香港生孩子，我们不想他们有外国国籍，因为我们一直好鄙视香港高官这样做（其子女有外国国籍）。去到2047年，我真的不知道情况有多坏，现在惟有尽力做，做父母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也有为他们的未来付出过，由他们自己的决定，”他说。

阿明认为，政府没有一丝让步，示威者把行动升级是“别无选择”，无论是冲击立法会、不合作运动等等，他予以谅解。

以往，香港民主派激进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杂物会被同阵营的人谴责，但近几次的警民冲突变成常态。民主派政党或支持者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作口号，不作出谴责，指责问题出自在政治上毫不退让的政权。中港政府与警方均高度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认为是不能接受。

当问到他对示威者的作为的接受程度时，阿明回答说，“我接受不到疯狂杀人，如果目前只是弓箭、汽油弹等，我觉得可接受，他们只是别无它法，才会采取这些手法，更大杀伤力的举动只会是疯狂的outlier（异常分子）才有的。”

对于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冲突中一名警察被示威者围殴的情况，阿明说，“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我都觉得有点过火，暴力可以温和一点。”

但阿明同时强调，每件事情要先看其前因，也可能是警察“咎由自取、先撩者贱”，事件发生到这个地步是被迫出来。

人权组织及示威者指责香港警方在连串“反送中”示威中过分使用武力，以及涉嫌包庇纵容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的白衣人士。

警方强调执法人员只是使用“适当武力”，“和黑社会势不两立”，但这些解释并没有得到示威者广泛的认同。

阿明说，“这是一个良知黑白的问题，在经历这么多事情，警察未能执行自己专业的职务，绝对是令事件更严重，但我个人深信警察大部分人都知道良心在哪儿。”

“有楼不代表未来稳定”

35岁的阿祥自称是一名“富二代”，父亲早年在大陆设厂，赚了不少钱，从小到大，不愁物质，高中和大学时期，父母供他赴英念书，毕业后返回香港，在父亲人脉的帮助下，进入一间银行从事行政工作，月入几万港元，“不算是最赚钱的一群人”，他在父亲协助支付首期下，几年前和太太置业，还没有子女。

以前他政治冷感，一直不明白为何香港人要走上街头，认为社会上参与政治的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是因为他们不会赚钱而抗议。五年前，香港爆发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行动（又称“雨伞运动”），阿祥惊觉他身边的朋友积极参与其中，而自己“懵然不知社会上发生甚么事情”。

“占中酝酿之时，我觉得他们（占中三子）又是一群争取利益的政客，他们竟然提出做违法占领道路争取普选，我完全接受不到，我当时不明白，为何一群人这么在意民主。”

那时候，他在社交平台表达反对占中的想法，几个中学同学私讯他，有人责骂他不理民间疾苦，有人尝试向他解释运动的目的。

“我此前不知道他们对政治充满想法，每次与他们见面都只是吃喝玩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刻意迁就我，去避开讨论政治。”

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向为了争取普选而占领道路的示威者投下催泪弹，当天，阿祥在社交网站看到自己一位朋友头破血流，“那是我第一次为了一场运动而哭，受伤的人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不知道他会站在前线，原来我一直不了解的身边的人……我问这位朋友，这样受伤值不值得，他说，为了香港和下一代，一切都值得，原来有些人真的为了钱以外的东西去抗争，我认识到，我曾经无知。”

“雨伞运动”是他政治启蒙的触发点，“那时候才开始认真看新闻”，从理解示威者，变成“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民主派支持者，会在意选举和参与游行。

2019年6月，《逃犯条例》争议爆发，发生多次警民冲突。6月12日，他在立法会外亲身体验了人生中首枚催泪弹，在混乱的示威现场，他在警方挥舞警棍下逃走。

他说那天自己只是现场，什么也没做，却也有这样的遭遇。“我是从那一刻开始决定永远与警察势不两立，五大诉求中，我最关心的就是一定要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

阿祥认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除了宣布“暂缓”修例以外，具体上并没有回应示威者其他诉求，香港的制度出现问题，反映这个政府“是可以完全不理会民意”。

7月1日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大楼，阿祥得悉状况，便展开了他称之为2019年版“黄雀行动”的义载行为，他与多名朋友各自驾车前往该区附近，并派人到金钟附近寻找黑衣年轻人，希望把示威者安全送回家。“黄雀行动”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后，香港各界营救民运人士的行动代号。

“我看到（冲入立法会）那一幕哭了起来，因为我发现我一直都很懦弱，很安于现状，留在自己的安全区（comfort zone），不敢参与直接抗争，而要让一群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去为我们争取民主，我想，我至少要跟他们同行。”

之后，阿祥多次身穿黑衣和戴上头盔协助前线示威者，他强调不主张向警员投掷杂物，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但有时会拆毁栏杆和路牌供其他人用作路障或盾牌。

在示威者临近失控时，他也会呼喝不要过火，“有时看到他们放火，我也有点害怕，但其实他们也无心伤害他人，针对的只是曾对他们暴力的警察。”

他认为，要解决问题是需要政府作出更大让步，“你再谴责也没有用，就算我们这些人与他们（最前线的示威者）割席也没有用，有些年轻人拿着铁板在前线子弹横飞的情况也不退缩，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了，好多人说要劝年轻人，我都会说，你走到前线劝他们吧，那儿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你们亲身去劝吧，到时候，你才会了解那种绝望感。”

但目前示威者所作的行为是否真的能够达到目的？阿祥说，没人知道，因为没有人有更可行的建议。

很多中产朋友与家人都不赞同他的做法，阿祥与他们处于“冷战”的阶段，“基本上暂时都不见面，以免不欢而散”。

“他们需要的是稳定，只要赚钱，跟我以前一样，现在他们觉得我是激进派，为何有楼有家室，明明可以每个月去旅行还不满足，但有楼不代表你未来稳定，不代表你可以快快乐乐生活下去，我会担心下一代的未来，不希望他们将来活在恐惧当中，过着没有自由的日子，我醒来了，知道政权可怕，希望他们有一天会醒，”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