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中尖锐对立的香港四大家族 让人深感不安

Rosanna

2014年，香港“占中”如火如荼，作为港岛商界领袖，“四大家族”纷纷出来发声。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发表声明，恳请大家不要激动，不要让今天的热情变成明天的遗憾，“如果法制决堤，将会是香港最大的悲哀”。





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则显得有些激动，他直斥占中行为是“自毁长城”，会令香港失去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优势，不但影响香港经济、金融及社会繁荣，也有损香港的“国际声誉”；新世界发展的主席郑家纯则认为，占中者是在牺牲港人的利益在争取民主，其本身其实一点也不民主，并且看到学生的热情很有可能会被他人利用（果然是全国政协常委）；而香港船王包玉刚的女婿、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光正态度有些许的不同，“在‘一国两制’下港人的言论自由以及和平表达一件的自由已经被全世界看见，但如果活动继续则不可持续。”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看起来烟消云散的人群如今卷土重来。但是作为港岛最具财力权势的经济掌控者，香港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此时的“四大家族”，却如置身事外一般，悄无声息。


　　不论是已经退休的李嘉诚、李兆基、吴光正，还是仍无退休计划的郑家纯，都没有像2014年那样出面表态，和愈演愈烈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他们的接班人，包括李泽钜、李兆基的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吴光正的儿子吴宗权，也都没有对于这场风波表示出任何态度，好像这件事从头至尾都与自己毫无瓜葛。


　　所谓“四大家族”实际上并非是只有这四大家族，而是这四家权势最大的企业，正是香港社会金字塔顶端最具财力的代表。


　　在四大家族之下，还有包括新鸿基郭氏家族、中电控股嘉道理家族、利丰集团冯氏家族、霍氏家族、利氏家族等等。基本在香港每个重要的行业中，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重要的家族把持着行业绝大多数的资产。


　　和700万香港普通百姓市民关系最大的房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行业中，商业家族获得了为数最多的利益。实力最强、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家族，全部是以地产为主营业务。


　　在经营地产业务的同时，这些家族不同程度的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公用事业。例如李嘉诚旗下的香港电灯（02638.HK）和嘉道理家族控制的中电控股（00002.HK）两家企业垄断了香港的电力供应并且区域划分明显，港灯主要供应香港岛、南丫岛等区域的电力，其他地区则是由中电控股负责供应；


　　李兆基家族则是通过对香港中华煤气公司的掌控，为香港近200万家庭提供燃气能源，实现了对香港供气的控制。除了家庭所用的煤气天然气之外，中华煤气下属公司还和香港机场管理局签署了为期40年的专营权协议，为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提供煤油和燃料设施；


　　九龙仓则是在码头港口、电车系统之外，通过旗下有线宽带通讯有限公司将触手伸向住宅电话和家庭宽度服务，但这部分业务由于受到互联网的直接冲击而日渐萎缩，到2016年九龙仓宣布不再对有线宽频的运营提供财力支持，后备新世界郑家纯家族接盘。


　　“四大家族”之所以看中这些产业，和这些产业规模体量较大有密切的关系。除了体量大、每个家庭都需要之外，这些产业还都需要重复消费。电、燃气、电话费和有线电视之后还要继续购买，只要人要生活，就必须不断购买这些商品。


　　同时，这些公用事业行业天生就具备垄断效应。电力的供给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天然垄断产业；燃气管道一旦进入某个小区和单元住户之后，几乎完全不会被替换；有线电视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也是每个家庭所必须的，每月缴费，极少更换服务商。


　　包括港灯、中电控股和香港中华煤气在内的这些企业，往往都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沿革，成立时间非常久远，在百余年的时间里深耕港岛市场，但由于多种原因，最终控股权落在李嘉诚、李兆基等人的手中。


　　例如香港中华煤气早在1862年就在英国成立，在两年之后就向香港市场供应煤气。那个时期正值清朝末年，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1975年，随着英国资本控制力的逐渐衰弱，李兆基入主中华煤气，在1983年正式成为董事局主席，并在随后不断增持强化控制。到2018年底，李兆基通过三家公司累计持有41.53%的股份。


　　随着市民不断使用燃气，香港中华煤气的利润不断上涨。1999年时公司每年税前利润是33.22亿港元，到2018年，其每年产生的税前利润已经达到123.40亿港元，由于具有很强的盈利确定性，其股价也不断上涨，到2019年7月底，市值已经攀升到接近3000亿港元。


　　情况类似的还包括嘉道理家族旗下的中电控股，税前利润从1999年的90.97亿港元上涨至2018年的186.41亿元；李嘉诚旗下的港灯（后改名电能实业）公司则是从1999年55.48亿港元税前利润上涨至76.90亿元，市值超过一千亿港元。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垄断企业——特别是对房地产行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占据，最终可以实现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从而增强自己对行业的控制力。


　　众所周知，香港全境房地产开发的规模实际上并不大，而是保留了大量的森林、湿地、山地甚至是荒地，这些面积相加起来占到了香港全境的三分之二，但香港政府几乎从未想过要增加土地供应。


　　按照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当商品价格越高的时候，这种商品的供给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因为嗅到利润的商家会被吸引进来，增加商品的供应量，进而造成商品价格的下降。


　　但是在香港，房产价格日益高涨，却并不能带来更多的供给，因为市场上的玩家就那些人，市场上的土地供应也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每年都非常有限，只要增加土地的供给，香港的楼房供给一定会增加，价格就有机会下降。这个道理任何人都能理解，但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是时间里，却迟迟无法推行。


　　2014年的风波结束后，普通市民面对的生活环境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隐藏在政治诉求背后的经济诉求始终得不到满足，因为这些经济诉求想要被满足，就一定会触及到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垄断企业的利益，这是大佬们断然无法接受的。


　　因此，只要四大家族对于香港房地产行业、经济的控制力仍然存在，就一定会施展出自己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去阻止新变化的出现，这是由利益所决定的，一种消费者和商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香港的总人口仍在不断增长，总数从2000年666.9万人增长至2018年745万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来自大陆和海外的流动人口、暂住人口。


　　这些居民都需要购买和租住房子，都需要源源不断的消耗各类公用事业，总数不断增长。但所有这些居住和生活开支，最终都变成了四大家族们的超额利润。


　　当所有的积蓄最终换来的只是基础的“生存条件”，那么生活的意义就会消失掉。年老者尚且经历过港岛经济辉煌的时代，可以追忆往昔，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不作出改变，他们面对的将是一个长期的、无法改变的局面。


　　更有甚者如李嘉诚家族，甚至不愿经历香港经济波动变化所带来的阵痛，而是选择转移资产，去追逐欧洲市场上潜在的投资收益，这对于那些“贫贱不能移”，必须直面香港经济波动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刺激和不满。


　　香港四大家族在如今这场风波中的表现，可以用淡然和冷漠来形容，没有安抚，没有谴责，连表达不满也没有。但恰恰是这种冷漠，体现出了他们与香港市民之间的真实关系。


　　相比于市井出身的一代们，刚刚接班不久的二代们则更加无法理解街道上年轻人的境遇。他们的沉默中不仅有利益的冲突，也有他们对于街道上年轻人的诉求完全没有感同身受的现实。


　　这种隐藏在沉默中的尖锐对立，让人深感不安。


　　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中，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一定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失去购买能力或者放弃消费，最终商家不得不以降价的方式来增加销量。虽然商品的单价下降了，但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利润还有机会保持。


　　但是香港的房产偏偏不是这样普通的商品。当商家不断提高房屋价格，导致香港购房者无力购买房屋。按照剧本，本应降价销售的时候，大陆买家出现了。


　　对于拥有14亿人的大陆来说，只需要有一小撮的富豪选择赴港置业，就足以将当地的房价稳定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而不用考虑当地人的支付能力。可以想象这些大陆买家挥舞支票的样子，在四大家族们的眼中是多么的可爱。


　　原本稳定的周期循环就这样被打破了，原本将要下行的曲线被真金白银再度拉高。买家圆了东方之珠的梦想，四大家族们拿到了更多的钱。只剩下那些再也等不到房价下行周期的700万人，陷入了更深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