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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中山先生领导推翻晚清腐败政权的首功模式(本人刚来这个论坛，有许多的话要说，先转载一片天涯上别人写的文章)
刺杀——中山先生领导推翻晚清腐败政权的首功模式
冷峻的现实，黑暗的气息，让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在绝望和无奈的氛围里挣扎。
中山先生那代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十分郁闷的。一方面，国家内部政权腐败，体制昏聩，90%以上的中国人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没有人权、生不如死的猪狗般日子，另一方面，整个国家又屡被外邦欺凌。虽然整个国家的经济在李鸿章等权贵阶层里一些开明分子的主导下逐渐向近代化转型，但绝大多数的青年，包括许多知识青年，却依然被腐败黑暗的体制压抑着，才华得不到施展，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财富权利，都掌握在少数权贵及其子孙的手中。
尤其痛苦的是，即便阴暗的事实逼迫着很多人想造反，但人们很快又发现，经济和科技的近代化发展，导致当时清庭政府军的军事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绿营、新军，都普遍装备了近代化的枪支、火炮等武器，其战斗能力可实现对敌人的远距离射杀和定点清除，这使得古代绵延下来的拉虎皮、扯大旗、拎把菜刀就可以闹起义的模式，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也毫无胜算可言。
在这样的现实和思想主导下，有许多知识分子，想到了通过促动上层改良而不是造反流血的模式，来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型，于是中国近代史上便出现了戊戌维新这种近乎荒诞的、乌托邦式的政变事件。然而很快，这种模式必然地失败了。留下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扮演起了小丑般的可笑角色。
我想，如果小唱生长在那个年代，精神也一定趋于绝望和无奈。要么沉迷女色或鸦片，要么耕作于田亩，抑郁而终。
记得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还好，中国出现了孙文、孙中山先生！
这个孙大炮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分子，他单纯、好玩，甚至显得愚痴而不合潮流，但他却执着而勇敢！
在中山先生的早期，他也曾经想入非非过。他认为清庭政权体制内部，是有开明人士的。如果能说服这样的开明人士，来在体制内部掀起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那么，中国就可以不通过千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方式，而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进而实现由弱国变为强国的跨越。（其理想模式有点类似100年后的苏联专政政权的瓦解）。于是，中山就想到了当时一手制订经济和军事近代化改革计划的总设计师李鸿章。青年中山满怀热望，从南方辗转来到北京，在中堂府前守候了半个月，想当面向李中堂呈现自己的宏伟理想蓝图，不想人中堂大人连见都没见他。在中堂府前遭遇闭门羹，让中山先生彻底冷静了下来。他思索，再思索，终于醒悟，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人，在只享有好处、而丝毫吃不到坏处的情况下，会主动地选择望让自己不好的方向改变呢？
就好比什么呢？假如路上摆着100万块钱，这钱你去捡回家，法律上、政策上、各项规章制度都保证你不会有任何事，并且还有无数警察、军队保护着你去把它捡回家，然后用这笔钱享受快活人生，你说，你会不捡吗？？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竟然企图只通过道德说教的方式，来劝你看在无数穷人的面上，不要捡这笔钱，你会听吗？即使你有道德，良心未灭，想不捡，可是你马上又会想到，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自己不捡这笔钱，但这笔钱就会马上被另外一个人捡去，而肯定用不到穷人的头上去，这一迟疑过后，你也肯定还是会选择把这笔钱捡回家。
这样一个博弈心理状态，就是中山先生领悟到的，为什么通过说服上层改良之途，是万万不可能实现的原理。
既然说服、促动上层主动改良之途已经被理论的推导和事实的失败证明行不通，那么，很自然地，中山先生就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晚清腐败政权。在接下来几年，中山先生一次又一次 从哥哥孙眉那里，从海外华人那里募捐，购买武器，发展敢死青年，潜到国内发动如飞蛾扑火般的武装暴动起义。
很显然，在强大的专制政权及其政府军面前，这种集结乌合之众、进行鸡零狗碎般的局部起义，显得不堪一击。一次次起义，一次次失败，每一次起义，都要葬送一批有理想、有抱负、同时又有知识的中华杰出青年。每当读起这段起义的历史，小唱都会为那些中华栋梁之才，如小唱一样的大汉热血青年的丧身，而伤怀不已。呜呼！！
无数次的起义失败，促使着中山先生以及后来的黄兴等人，开始转向开展刺杀运动。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团体在募集资金、发展敢死青年上，因由屡战屡败的窘境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也源于革命领袖们对于专制政权的深入研究。
正如毛泽东所谓的“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事实上，在推翻专制政权的早期运动中，点式的刺杀活动往往要比面式的发动局部起义，其有效性要大得多！
下面小唱进入本贴正题，为大家分析剖解，为什么说，刺杀，而不是起义，才是中山先生领导推翻晚清腐败政权的首功模式！
西方有一位政治思想家曾经这样概括古往今来所有专制政权的基本特征，他说所有的专制政权，都建立在一种“囚徒困境”的基础之上。什么意思呢？
其实专制的统治模式，莫不是金字塔型的架构。在最上面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牢牢掌控着下一层的N人，再由这N人去牢牢掌控再下面的N人。。。。。。这样一级一级下去，就构成了一个貌似强悍、牢固的统治管理模式。
对所有的专制体系而言，保证政体稳固的源泉无非两种，一个是外在的暴力保护，即最上层的统治者牢牢掌握暴力工具，实现对下级执行人员以及对被统治者的杀戮威慑，而另一个就来自于内部的一种群体的心里困境，俗称“囚徒困境”。
在面对暴力杀戮的威慑面前，统治形态里面的执行人员都会产生这种囚徒困境，即大臣甲认为大臣乙是效忠于上面那个领导的，所以甲只好也效忠，同时，大臣乙其实也认为大臣甲是效忠上级的，于是乙也只好效忠。无数的执行人员都心怀这样的囚徒困境，于是整个专制政体就显得相当稳定，而政体越稳定，又反过来加剧执行人员的这种“囚徒心理困境”。
当然，仅仅通过暴力威慑和恐惧感压迫，是无法千年百代地让统治体系里的人们持久地维持这种“囚徒心理困境”的。因为不管是文官组织也好，还是暴力工具的组织也好，其最基本的要素还是人。运用暴力组织来威慑文官群体，但同时暴力组织内部，同样需要营建这种完美的“囚徒困境”，才能保持政权长久稳定，并构建社会的和谐。所以，历来统治者对执行人员都会同时施行另一种管理方式，就是利诱。
一方面通过杀戮来威慑官员，另一方面又对效忠的官员施以大量的金钱、美女赏赐。这样，就对执行官员们施行了双重的效忠保障。
那么，从博弈上分析那些官员的心理形态，就是，只要效忠上层，那么，自己只会获得安全感、快活感、荣耀感的无限好处，而如果不效忠上层，那么，自己不但一切好处丧失怠尽，而且还会命丧黄泉，死了还会被踩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在这样的博弈形态面前，作为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人而言，他都不难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种在整体和基础层面上通过构建人性的“囚徒困境”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模式，当它的囚徒困境一旦有一天被打破之后，它就会显得相当相当脆弱，往往一夜之间倒塌，就像一簇壮墙，只要抽掉其核心受力部位的几块砖头，它就会立即倒塌，稀里哗啦——这也就是毛泽东豪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原理所在。而当这种“囚徒困境”没有被打破之前，它就会显得非常强大。从表面上，这样的专制政权真的是好强悍好强悍呀。外有威仪、稳固、并且能够瞬间杀人流血如河流的强大军队和其他暴力工具保障，内有一大群掌握着社会所有资源和能量的、并且又极其坚定地忠诚于专制统治首脑的执行官员。
在中山先生所处的晚清时代，人们就是面对这样一堵厚实的悍墙。这堵墙让无数的人消极绝望，让无数的人沉沦愚昧，让无数的人无奈逃避，让无数的人扭曲挣扎。同时，整个国家就在人们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一步一步走向落后、软弱的深渊。
所以，所谓革命，即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其实其要旨并不只是要革掉几个专制统治首脑的小命，其最关键的，应是打破构成专制统治模式的基础——黏附在执行体系上面的人的“囚徒困境”！
一旦统治阵营里的囚徒困境被打破，专制政权的倒塌就会非常迅速，这很快就被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给验证了。如果从面上，通过起义和战争行为对专制政权进行全面的撞击，那么，失败是必然的。除非你拥有一支与该政权同样的或者更强大的暴力力量和政权力量，如日本对晚清，八国联军对晚清。如果你竟然只是企图通过在短时间之内，在专制政权统治的区域内纠集一帮乌合之众，对专制政权进行打击，其效果必然是微弱的。不但没有效果，反倒会强化专制统治内部的执行力量。如洪秀全起义之后，反而促成了满清政权的所谓“同治中兴”。操。
没有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以及无数的财富这种立体型的架构基础，要想对专制政权构成全面的打击和威慑，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抗日战争期间抓住千古难得的机遇，尽量减少与日军的摩擦，而专注于不断圈地、建立所谓的“革命根据地”的原理所在。
其实，在推翻专制政权的模式上，最简便、最有效同时也最有可行性的，是点上的刺杀。
上面我已反复给大家强调并论证了，专制政权的成立和运行基础，是统治者对执行层面上的人构建了有效的“囚徒心理困境”。统治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反反复复地让执行的官员们感受到，有，且只有效忠朝廷，自己才有出路，才有人生的快活和享乐。效忠朝廷，为朝廷尽力，自己只享有好处，而不会有任何坏处。
那么，要打破专制体系运行的基础，最关键的，就是打破这帮执行层面上的官员鸟人的心境，让他们认识到，效忠朝廷，其实并不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恰恰相反，效忠朝廷，同样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同样会让你遭遇甚至更加凶恶、更加残酷的风险！
而通过点式的刺杀而不是面上的战争，更能够打破执行官员们的囚徒心理困境！
首先，刺杀的可行性非常好。因为刺杀本质上属于治安事件，而不是战争行为。只要某地有几个死士，往往在一念之间，就能施行。
其次，刺杀具有非常良好的隐蔽性。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在被刺杀对象与女色缠绵打炮或在从事某个华丽社交活动的时候，冷不丁就可施行。
再次，刺杀所显现的残酷往往比战争更强烈。两军对阵，你顶多只能射杀敌方的部分士兵，却很难射杀到敌军的高级将领及其背后的总督、巡抚之流，而刺杀不一样。刺杀可以将枪口和刀刃直接对准地方首脑，甚至，部署周密的话，还可以对地方首脑的帮凶和家人进行杀戮。这样的震慑力，远非战争行为可比拟。
让我们回过头来温故当时的袁世凯、肃亲王之流，他们后来所体现出来的开明的一面，难道当真是他们头脑进步，愿为国家前途和改善民众生存境遇的崇高理想所驱使的吗？NO。小唱不相信。小唱情愿相信，他们被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无穷无尽的刺杀给震慑住了，他们效忠清廷的囚徒心理困境被打破了，所以才会在武昌起义之后，响应了大势潮流。
在此，小唱谨代表自己向当年的徐锡麟、秋瑾、汪精卫等前辈、英豪、国之栋梁们致敬！向中山先生、黄兴、喻觉民等革命志士致敬！
我相信，你们的精神，你们的理想，你们的意志，并没有在我们这一代青年身上完全丧失！
我堂堂中华，从来都不缺乏死士！更不缺乏为了民生、民权、民主而奔走、而赴命的英雄志士！
透过浑浊看清明，你们的事业一定会被我们继承下去！
古往今来，我们都会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一个政权要出现更替的前期，总会有一些骇人听闻的刺杀事件频繁发生。同时，有很多青史留名的历史英雄，都曾有过刺杀的经历。近的蒋中正、汪精卫等人不说。且看历史上的张良、曹操等，哪一个不是在刺杀中成长起来的？当然，刺杀的首要前提，是要有必死的心念。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投机式的作秀，那是推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想想当年徐锡麟刺杀端方、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哪一个不是抱着必死的心念去的？
事实上，一个能不断产生和涌现无数敢死青年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强大不起来。
反过来也是，一个不能催生既具崇高理想，又敢赴死之勇敢青年的国家、民族、社会和时代，又怎么可能强大得起来呢？
所有崇拜印度甘地，崇尚上层主动改良的中国民主青年，在我看来，都属于大脑灌满了屎。与粪青比较起来，他们的脑袋里只是被灌进了另一种屎而已。嗯嗯，伊藤博文 坂本龙马 陆奥宗光 木户孝允。。都是组织或者参与过对幕府政敌暗杀的。。。
这些创造了新日本的杰出政治家。。当年都是很不错的剑客。。。
一句话。。不拔刀斩人，无以养浩然正气。。。。
有趣的是,满请的贪官污吏是革命党人最坚定的同谋者,正是他们,把满清帝国一步步推向崩溃的边缘。满清政府可以消灭革命党人，但是对着自己腐烂的肌肤却毫无办法，更可怕的是，腐烂已经渐渐深入它的内脏。
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当然，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5而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这些谣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些谣言的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不过，最后促成湖北新军哗变的则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悠关的谣言。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徵，偏旁改为氵）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徵，偏旁改为氵）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但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
这则谣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徵，偏旁改为氵）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但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能。
回过头来考察这则谣言的传播，不难发现谣言所特有的简化原理在这则谣言的流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所谓简化原理，是指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谣言进行分类从而避免问题的复杂性。1947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10事实上，在宝善里事件之后，“清朝政府正在大量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也经历了一个被简化的过程。
首先，这则谣言源于革命党人的一种猜测。当1911年10月9日上午，宝善里据点发生爆炸之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纵火灭迹未果，在逃脱之后，孙武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这时的核心是“清政府可能按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
其次，当天，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这时，谣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谣言的真实性。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由于在1910——1911年间，湖北新军中曾刮起一股“剪辫潮”，剪辫的汉族士兵尤多，所以将“捕杀剪辫士兵”的谣言简化为“捕杀汉族士兵”，其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按缴获的花名册捕人”，到“捉拿没有留长辫的士兵”，再到“另编名册，惩罚所有汉族士兵”，不能看出，谣言所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了。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谣言。
美国学者彼德·布劳曾经对权力下过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他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消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事实上，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的权力也是建立在这种威慑的基础之上，然而，上述谣言的传播则使这种威慑失去了效力，——因为威慑的前提是“服从要比不服从更好”，而“清政府正在捉拿汉族士兵”的谣言则意味着“不管你是否服从，只要你剪了辫子，甚至只要你是汉族士兵，你都可能受到惩罚”，这便使服从清政府的权力失去了任何意义。
总之，一个政权不管如何残暴，只要它想延续其权力，它都必须明告或暗示被统治者：服从的代价比反抗的代价要小。否则，便可能将被统治者逼入类似陈胜、吴广在秦朝末年所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走向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具体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言，尽管湖北地方政府并无将新军士兵逼反之意，但瑞*（徵，偏旁改为氵）等人又无法将不予深究的真实意图告知全体新军士兵（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朝廷的责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低估了谣言的作用），所以最后在湖北新军士兵的心理中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大泽乡困境”，从而导致军队的大规模哗变。
我认为，现在要推翻共产党，光靠大陆人民维权反抗的活动根本不行！
共产党掌握大陆所有的社会资源，人民没有武器，连刀都不能带？谈何起义？如何对付机枪坦克原子弹？
我认为：要推翻共产党，只有先开展暗杀行动，先从海外暗杀，暗杀逃到海外的共产党高管及其家属(它们对中国人民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其罪当诛！)，然后，转移到国内暗杀，然后跟人民的维权反抗活动结合，最终形成全民大起义，然后军队政变起义或保持中立，(如果台湾的国民党能够乘机反攻大陆，胜算最大，代价最小！)。只有这样才能推翻共产党！
现在共产党早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所以它们人人外国绿卡护照，家人财产全部转移到国外准备退路，共产党人人都想在中国多捞钱，捞够了就到国外去生活，幻想全身而退。
我们一定要在全世界追杀共产党及其家属，震慑共产党，你就是逃到火星上，也要追杀你！
只有无穷无尽的暗杀行动，才能震慑共产党，才能唤醒人民！
还有：在海外暗杀，很有可行性，海外私人可以有枪，海外基本上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没有死刑！
只有敢于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人，才能参加这样的革命党组织！
并且我们要防止出现下一个共产党毛泽东！
蓝色梦:
刺客倒是好找，职业杀手有的是。问题是谁出钱，杀谁；另外东突也干过几次暗杀，效果并不好。
知行合一 :
强烈反对暴力革命。
国父的暗杀，在当时的社会，是无奈的选择，并且也为当时主流意识所允许。
现在的主流意识，已经不容许这样的牺牲部分人来换取另外人的民主的做法。
并且这种极端意识还很有害，比如给某个民运组织一个恐怖主义的罪名。
古往今来，我们都会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一个政权要出现更替的前期，总会有一些骇人听闻的刺杀事件频繁发生。同时，有很多青史留名的历史英雄，都曾有过刺杀的经历。近的蒋中正、汪精卫等人不说。且看历史上的张良、曹操等，哪一个不是在刺杀中成长起来的？当然，刺杀的首要前提，是要有必死的心念。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投机式的作秀，那是推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想想当年徐锡麟刺杀端方、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哪一个不是抱着必死的心念去的？
事实上，一个能不断产生和涌现无数敢死青年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强大不起来。
反过来也是，一个不能催生既具崇高理想，又敢赴死之勇敢青年的国家、民族、社会和时代，又怎么可能强大得起来呢？
所有崇拜印度甘地，崇尚上层主动改良的中国民主青年，在我看来，都属于大脑灌满了屎。与*青比较起来，他们的脑袋里只是被灌进了另一种屎而已。
嗯嗯，伊藤博文 坂本龙马 陆奥宗光 木户孝允。。都是组织或者参与过对幕府政敌暗杀的。。。
这些创造了新日本的杰出政治家。。当年都是很不错的剑客。。。
一句话。。不拔刀斩人，无以养浩然正气。。。。
知行合一:
不暴力还想推翻共产党？共产党会自己良心发现主动把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吐出来还给你？真是幼稚可笑！
蓝色梦:
刺客倒是好找，职业杀手有的是。问题是谁出钱，杀谁；另外东突也干过几次暗杀，效果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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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要找刺客，而是我们革命党人自己当刺客！如果你出钱请刺客杀共产党，那么共产党就会出更多的钱请刺客反过来杀你！
独闯上海警察局杀死6名警察的北京人刘佳，不就是革命党人吗？刘佳对自己的刺杀行动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他计划买枪但是买不到，如果他能买到枪他能杀更多的人！
刘佳杀人以后上海的警察已经非常害怕了，上下班都加强了警戒！这就是震慑力！
在今天的中国，有无数人的，干了活要不到工钱，跳楼要工资，要工资被毒打致死被挑断脚筋，小商贩被城管毒打，被强行拆房，被权贵开宝马奔驰二次碾压......
他们为什么没有挺身反抗？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民手中没有武器，连个匕首都买不到。如果他们手中有枪，他们一定会向敌人疯狂的扫射！四川有一位亿万富翁，欠农民工1万多元工钱，5，6年都不给，最后农民工没有办法，拿炸药到亿万富翁的办公室与他同归于尽，因为这位农民工是在工地上干活，有炸药！这就是鲜活的证明！
只要人民有武器，会爆发无穷无尽的反抗革命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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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7-22 18: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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