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缴护照，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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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便开始严控公民因私出国，不仅审查程序趋严，而且还被要求写“承诺书”，内容包括不准参加任何境外组织，不准发表所谓的不利于国家的言论，不准泄露所谓的国家机密等。从政府高层官员到基层公务员，以至国企员工、学校教师、医护人员都在管控范围内，而且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不仅如此，上述人员还被强制要求上缴护照，不许个人保管，违者将遭到处罚。中共当局对公民护照的管控收缴，完全退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前的状态。

    护照是政府发给本國公民的一种旅行证件，不过是用於證明持有人的身份和国籍，以便其出入本國及在外國旅行。绝大多数正常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有迁徙和旅行自由，这是公民的神圣权利，任何部门（包括政府各级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侵犯此权利。因而公民有持有护照的合法权力，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颁发。任何部门都无权收缴扣押公民的护照，除非当事人因涉嫌犯罪和其他法律指控，不得随意离开某指定的区域，有关执法部门方可暂扣其护照。当然作为一个“有特色”的国家，中国自然不在正常国家之列，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无需执法部门出面，任何一级中共组织，都可随意拒绝颁发和强行收缴扣押公民护照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日，北京市纪检监察网又发布消息称，要求“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拟办理因私出国（境）证照，须由乡镇（街道）严格审批。”并规定“村（居）两委班子成员已经办理的因私出国（境）证照，须上交乡镇（街道）组织人事部门集中保管。出行前，由乡镇（街道）做好行前教育，回国（境）后及时收回证照。”看来管控已延伸到这些比芝麻还小的“无品”村官了。

    据中共央行十年前2008年发布的报告披露，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估计有近两万名中共官员、商人等从国内失踪，带走8,0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而在中共十九大前，地方、部委、机关单位被审查出的“裸官”超过一百万人之多。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严控收缴护照，按其冠冕堂皇的说法，主要目的似乎是要严防在风雨飘摇之际，官员们的外逃。中共政权目前已陷内忧外患，官员如感身置台风降临前的破船，纷纷谋划后路，随时准备“弃船”出逃。其实收缴扣押护照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无奈而已，一本护照岂能捆住那些吸足了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和无良奸商们外逃的手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自有千计万计来应对和化解。中共的官员，尤其是高官们哪个手中不握有十本、八本各国的护照，所有落马者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几乎没有例外。

    2014年被当局调查的中共前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查出有6本化名护照；2014年落马的中共前广东省政协主席、广东省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有14本护照；2015年落马的最高法副院长奚晓明被抄到六本护照、三份港澳通行证；2015年落马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被抄到护照12本；中共前南京市长季建业落马后，被搜查到21本护照。就连那个声称与官方没有紧密关系的华为孟公主，被拘时随身就搜出七、八本护照。不仅如此，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和国安部副部长马健，因有香港护照审批权，还常年半公开地贩卖护照牟利，一个护照150-200万港元。

    所以当局以严厉管控收缴护照来杜绝贪官外逃之说，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其真实目的却是捆住普通民众的手脚，阻挠限制出国旅游，逐步削减甚至取消民众的迁徙和旅游之权益，以达到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目的，这才是中共严控收缴公民护照的真正原因。

    这几年随着出国旅游，在游览境外美景和购物的同时，民众也亲身体验到了当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面貌。尤其是到访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韩国以及港澳台的民众，眼见耳闻，看到了有别于一党专政极权独裁的民主社会。有比较才有识别，这种体验潜移默化地启蒙和开拓了民众的心智，使得被关在笼子里长期洗脑的民众豁然开朗，切实地体验到以自由、民主、人权为特征的普世价值，思想升华，开始质疑、反思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其效力比从“翻墙”得来的资讯强百倍。台湾、香港等华人民主社会的正常、健康运作和发展，粉碎了“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实施民主制度，民主就会大乱”的谎言。这些年来，随着自媒体的普及化，民间异议和不同政见的力量，其声势日益壮大和深化，维稳更加艰难，这些都无不与大批民众走出国门有直接关联。对此当局却无可奈何，骗又骗不了，禁又禁不住，只能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重回闭关锁国的老路，将民众圈在国内，用重重黑幕遮挡起来以维稳。这是当局管控收缴护照在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

    从去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化和惨烈，被美国逼到死角里的中共经济下滑，外资和外企大规模外撤，企业倒闭成潮，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地方债务高企，股市崩盘，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虽然官方信誓旦旦地吹嘘经济形势稳定，增长率在6.5%以上，但正如内地经济学家向松祚披露“到目前为止，中国GDP的增长数据为1.67%。而另外一种测算显示数据为负”。为了掌控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为了推行极权腐朽野蛮意识形态的大外宣和收买各国政要，为了养活几千万各级党政两套班子的冗员，为了支付飙升到远超军费的维稳经费，这一切都需要大把银子，于是中共经济已面临捉襟见肘的囧境。近年中共当局再也不高调宣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而却逐渐加紧外汇的管控，对民众、企业，甚至外企的换汇需求设置层层障碍和限制。对于区区五万元的个人年换汇量，也多方刁难，不肯痛快出手。严控收缴民众护照，限制阻碍境外行，则可名正言顺、一劳永逸地卡住外汇的大量流出。近来出台的取消民众台湾游，一箭双雕，无疑也是这一目的的延伸，同时可以对台湾朝野施加压力。这是当局管控收缴护照在经济上的收益。

    近日，坊间疯传一个标题为《6千名高官捐出住房4万餘套、現金1252亿元》的帖子，称“在今年八月初北戴河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通過一項臨時試行的政策，對已退休省部級以上高官及配偶、子女的違規、非法和違法所得財產進行申報捐獻。”包括江泽民、曾庆红、死去的李鹏、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賈慶林、李嵐淸、吳官正、贺国强、吴官正、王兆国、李長春、张德江、张高丽、田紀雲、劉淇等。除早已死去的和已落马的大老虎，前朝国一级的大员们几乎全部囊括其中。帖中一一详列了以上各人吐出的赃款和赃宅数目。而因本人沒有子女或沒有貪腐的仅有吳儀、胡啓立丶徐匡迪、萬里寥寥几人。

    虽六千之众仅有几个廉吏，但没有全军覆没也算给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中共留了一点面子。看来就连当年号称打造了“一百口棺材”誓死反腐，给贪官九十九个，自己留一个的朱镕基也并非什么清官。其实即便是如此施加压力逼着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他们侵吞的九牛一毛而已。例如政商通吃、富可敌国的江泽民家族不过才两千余万，两套房产。曾庆红之子在国外广置房产，据闻在澳洲仅一豪宅其价值就超亿美元，而有铁帽子王、庆亲王之称的曾某人，仅吐出区区六十万元外加房产两套，这也太侮辱他们的财富和国人的智商。这项引人注目的空前“逼捐”，大概也是一尊王朝目前财政吃紧的一个不得已举措吧。如果说管控收缴护照，严限出国是“节流”，那么逼前朝大员们吐出贪赃就是“开源”了。这个管控收缴护照的苛政，又给那些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权力出租的生财之道，他们借此机会可以肆意敲诈勒索那些急于出国和旅游的民众，发一笔不大不小的不义之财。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二月河的《雍正王朝》中康熙朝的陈年往事。康熙46年黄河暴涨决堤，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而国库空虚，竟拿不出钱粮赈济和安置灾民。原来号称“盛世”的国库，早已被各级官员们以各种理由挪借一空，康熙震怒，遣四阿哥胤禛催缴官员们的欠款。胤禛以雷霆之力，几经波折，冲破重重阻挠，甚至逼死资深老臣、康熙的发小伴读魏东亭（历史上没有魏东亭，康熙的伴读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最终将大部分欠款讨回，解了朝廷燃眉之急。对比一尊的“逼捐”和三百多年前康熙的“逼债”，虽都是贪官污吏们腾空了国库，但清朝的官员至少还有白纸黑字的借据，纵是拖着赖着不肯还，但还不至于像当今的窃国盗贼们这样明火执仗地侵吞洗劫。

    看来不仅前几年那种动辄几千人，统一服装，统一行头，一次包乘数百辆大巴，浩浩荡荡出现在西方国家某个著名旅游景点上，风头出尽震惊世界，凸显“厉害了，我的国”，宣示暴发户之威的大型旅游团将成为绝迹。而且不时地攻城略地，占据许多世界著名景点和名胜，铺天盖地的中国游客潮也将逐渐成为绝景。

    可以预料，随着一尊倒行逆施的加剧，必将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和执政危机，当局管控收缴护照，限制公民出外的手段也会更加严厉，重回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再是危言耸听，而已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文渊   201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