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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炳源、王永增当时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们在街头散发张贴一张传单,这是一种刻钢版用腊纸油印的16开小报,报名为《向北方》,这被省、市革命委员会解释为 "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当年的党报一律在报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语录”,他们俩照此办理,也在这张小报的报眼上印了“毛主席语录”,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来的“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这段语录下边又加上了两句话: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被解释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此事被定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很快便破获。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两个人太有思想有文化了,太忧国忧民了,否则也想不出后边那两句话。
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军管会负责人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主犯”。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存在任何从犯,而这两个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都是“主犯”,全判死刑。
在宣判大会上,当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枪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闭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争,以示“这个世道”是睁着眼和闭着眼都是一样的黑暗。这8个人的脖子上被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游街示众以后,开到哈尔滨西北郊外黄山火葬场相距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他们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迫跪下,然后从脑后被开枪打死。
当时报纸对这类新闻事件只发表文字消息,绝对不会发表刑场照片。当事作者是一个27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出于新闻摄影职业的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都前去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成为社会历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这一回当事作者奉派采访,又一次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私下跟随军管会的车去了刑场,不仅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连续性的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尸体的特写。由于当时当事作者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有12600 多点击,170多条评论。这篇博客图文被国内外上百家网站广泛转载。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这两位蒙难者的亲属,很想与他们一起回顾当年发生的事情,更想知道这许多年来他们的心路历程。很想与他们一起回顾当年发生的事情,更想知道这许多年来他们的心路历程。
今年3月14日,有一位"访客"在评论栏留言:"巫炳源是我高中同班同学的父亲"。我极为重视这条线索。马上回复:"今年4月5日,是巫炳源、王永增这两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蒙难40周年,我想重发他们被害的图片,一是作为纪念,二是以此作为警醒,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这位朋友可否在博客主人下方的‘访客留言 '中留下你的电话、联络方式,我很想与你沟通一下。谢谢!"
随后,这位彭海波先生在我博客的"访客留言"中留下他在美国的电话,我与他在电话中深谈数次,这位热情的彭先生答应帮我寻找巫炳源的女儿。两天后,他说通过在哈尔滨的老同学找到了仍生活在哈尔滨的巫炳源的女儿巫××,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
我先后两次与巫炳源的女儿通了电话,第一次是3月17日,纽约已经进入夜晚时分,我在21:45拨通了巫炳源女儿的电话,那时是中国大陆的北京时间18日上午9:45,正巧她一人在家也方便说话,我们在越洋电话中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23:26才结束了这次通话。在电话中她详述一家人四十年前因父亲被判反革命罪枪毙后的遭遇,当时她尚不满4岁,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清,父亲的忌日就更不知道了,她说只好在每年春节时为父亲烧纸祭奠。父母育有一男二女,哥哥是 1952年生人,姐姐与她分别生于1962年和1964年。父亲1968年被枪毙时,姐姐和她都小,还不懂很是怎么回事。16岁的哥哥正在读初中,看到满大街都是各种各样的传单和大字报,他并不知道父亲油印的那张小报会成是"反革命传单",可能因为曾帮助父亲上街去张贴或散发这张小字报,也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属未成年人而未关进监狱,安排在居委会监督劳动改造。可怜的是母亲正怀有身孕,父亲无端被枪决让母亲遭受极大剌激,这个遗腹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巫女士说,后来听说和她父亲一起被枪毙的王永增,与她父亲是同事,住在邻楼的宿舍里,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忌日是清明节时,她说自己的父亲成为清明节的冤魂,这是苍天有眼啊!
因受父亲冤案的诛连,巫氏三兄妹的前程受到很大影响,哥哥当时没有可能再读书了,在社会上干临时工,后来干个体运输户。姐姐只读完中专,就参加工作了。据说她本人高考时的政审材料被好心的班主任老师撕掉了,才使她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自1970 年代开始,她哥哥曾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为自己的父亲遭不白之冤作申诉,希望能得到一个说法,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一直坚持上访,从哈尔滨市到黑龙江省,再到北京,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大量的申诉材料,直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总算是有了一个很含糊的说法:量刑过重,撤销原判,死刑不变。
我第二次与巫女士通话是4月3日纽约时间21:18至22:25,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说看过我的博客以后,对哥哥说起这件事,他哥哥为父亲的冤案奔波多年,找到哪里都是推托不管,哥哥已是心力憔悴,早已心灰意冷了,不再报有任何期望,不想再去奔波了。
巫女士说:"父亲冤案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心里似乎已经平静了。我不想让此事影响到下一代人,但一想到父亲无端被打成反革命,一个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尽管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毕竟自己的生命是父亲给的,作为女儿理应为父亲讨个说法。但是,目前我的孩子正准备高考,等孩子高考之后,我会关注此事,要策略地去做,希望政府给予一个重新评价,给我们子女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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