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点就推行的新简化字

雨夜

差一点就推行的新简化字

周新京

    改革初，一度由政府出面，推行一套新简化字。不仅下达了红头文件，重要报刊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消除公众的抵触情绪，文中披露了江青的一句话：“如果采用这套字，我就成文盲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把被伤害、被贻误的仇恨，全部集中在四人帮身上。新简化字的推行者，显然想搭乘政治这辆无往不利的铁血战车。那时我在医院工作，清楚地记得一些医生的反应：“这不是拿大帽子压人吗？还是老一套！”

    几乎所有报纸都发布了整版的新旧简化字对照表，大家闲来便当作与己无关的事加以评说。最难接受的，要数“家”这个字，宝盖下换成一个“人”，与“穴”有点像，似乎想强调其间的联系。但结构太显单薄，“细脖子大脑袋”，随时支撑不住似的，也真个似“大帽子压人”。传达文件的大会上，医院领导却对这个字大加赞赏，“屋顶下明明住的是人嘛，以前却放着一头猪，那不成猪圈了吗？”

    尽管采取了类似文革的高压政策，新简化字还是没能推行起来，只有一些书法家在报纸上刊登作品，以示响应，估计也是被有关部门当作政治任务派上门的。一位字体清瘦的书法家，还专门写了“家”这个字，更显单薄，是不是越担心就越往那上面靠？若由刘炳森那厚重的隶书来写，兴许会好一些。这件事虎头蛇尾地嚷嚷一阵就没动静了，大家心里觉得奇怪，原来政府的号令也是可以撂荒的。

    当时是“敬爱的华主席”主持中央工作，身兼党、政、军三大要职，即使权力最集中的毛泽东时期，也没到这个地步。除推行新简化字外，还把长安街旁的大树砍了，栽上小树苗，作为改朝换代的标志。开会前集体起立唱“东方红”，改成唱“胶城的山，胶城的水……”等等。新简化字的夭折，同他没过几年就退下去有关。据说退的原因，是“搞个人崇拜”。现在长安街旁的杨树又高耸入云了，后人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栽的。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汉字作为一种象形和会意的文字系统，对培养儿童的空间想象力和直觉能力是有益的。诚然，在培养逻辑能力方面，可能拼音文字见长，但也没必要让汉字本身向字母演化。那还不如学日文呢，或采用章太炎的纽文韵文注音符号，那已经将汉字最大限度字母化了。拼音文字的原理，是通过少数字母的排列组合，形成无限多的发音，表征宇宙万物；象形文字则相反，通过较少的发音和无限多的图像，表征宇宙万物。

    由此形成汉语的最大特点，就是同音字多，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字发同一个音。用图象来区分，是必要的配置；用拼音字母来区分，是不大可能的。比如“语”这个字，用拼音表征，就是yu。在现有系统中，听到这个读音，可以追问是哪个字，然后确定它的意思；在拼音系统中，追问yu是哪个字，写出来还是yu这个字，意思仍无法确定。可见，如果实行汉字的拼音化，不仅文字系统要作废，语音系统也要作废，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都受到波及，连话都没法说了。

    汉语曾是覆盖东亚地区的主要语种，并辐射到南亚，是联合国使用的六大语种之一。许多日本人和韩国人，至今可以用汉字同中国人交流。台湾更不用说，“同文同种”是比疆土流变更内在的统一依据。强行发明一套陌生的拼音文字，除了给自己找别扭，也给“汉文化圈”找别扭，给整个世界找别扭。冲销既有的认同，加大交流障碍和交易成本，同时将自己塑造成隔绝历史的“外国人”，有悖文化理性和生存理性。

    追究汉字变革的原由，主要来自一些权威人物的只言片语。将中国落后归咎象形文字，是比较容易产生的臆想。因为欧美的拼音文字，是从象形文字演变来的，没完成这个演变，好像就没完成现代化转型。把象形文字中包裹的意识形态，用拼音文字重新记述一遍，就可以祛除病根了？实际上，哪怕是未简化的繁体字，也并未妨碍国人传达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难道不是使用繁体字的汉语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更发达一些吗？

    上世纪前半叶，汉语的拼音化，曾由苏联专家引领过一段。面对中国普罗大众90%以上的文盲，用拉丁字母将不同地区的紊乱语音，归整出13个系统，由中共担纲在民间推广，可谓用心良苦。那种努力，明显带有教育、动员和整合无产阶级，以备革命之需的企图。四九年建国后，这笔遗产被继承下来，实现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天下归一”，同时也是对秦帝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革命性效法。

    与焚毁典籍、拆除古建筑和批判封建文化相并行，简化字洋溢着共产主义国际化和民粹化的意识形态热忱。改革初的尝试，不失为孱弱的、一厢情愿的模仿。五十年代的汉字简化，大致称得上成功，是因为参照了意会的机理和造型的美感。七十年代末再简化，参照系已发生改变，不在乎文化蕴涵，只考虑“广大工农兵喜闻乐见”。造型大都简陋生硬，犹如车间工具和厂房宿舍一般，实用即可。

    即使其中有些许杰作，也派不上用场了。后来的几代领导人，对此不再感兴趣。汉字改革停留在五十年代的范本上，没有什么不妥。英文也有不少字母过多和不合拼读规律的单词，为学习和书写带来麻烦，不改革也没有人说什么。何况要达到培养逻辑能力的目的，直接借用拼音文字就是了，各领域的大师都是学贯中西的。中国已经是实际上的双语国家，英语教育比汉语教育更受重视，只不过没有列入宪法而已。

    中国儿童的学习负担比欧美儿童沉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既要掌握一套古老的象形文字，又要掌握一套外来的拼音文字。中国儿童的智商比世界儿童的平均智商高10个百分点，可能就与高强度的双重训练和文字本身的时空纵深感有关。智商测验三大项，一项就是图形分辨。曾有学者对汉字逐个加以分析，认为汉字远非表达思想的符号介质这样简单，每个字都是自然、社会、历史和内心信息高度聚合的“文化模块”。但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把汉字神化了，当作一门科学未免牵强。

    汉字作为一门艺术却较少有争议，甚至有人将书法奉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形式。因为汉字介乎具象和抽象之间，似画非画，既含自然的构造力，又含精神的超越力，既是时间的线，又是空间的形，在自由挥洒间，将艺术法则和宇宙万象酣畅淋漓地呈现出来。因而字是最直接、最单纯又是最玄妙的艺术。一个人资质如何，字往往最见根本。尤其是草书，以字形为跳板，在即与舍之间，实现性灵的极致升华，岂是一般的状写可以比拟？古来珍品，寥落难寻。

    电脑刚兴起时，立即有人提出汉字末日论，因为整个西方的电脑系统，都建立在拼音字母平台上。结果没多久，汉字平台出现了，汉藏语系各分支的平台都相应出现。目前汉字与拼音文字的程序开发已达到同步，在语音程序开发上，发音少的汉语更占便宜。声音和图像，是语言的基本要素，犹如光的波粒二相性一样，完全是对等的，偏向哪一边，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对悠久的历史准备，均应深怀感激。

    上古的象形字，原是一字一音。随着所需表征的对象增多，这种方法的功能达到极限，促使字和音发生分离。要么偏向声音，将文字简化为字母；要么偏向图像，将读音简化为“字母”，是突破极限的两种策略。至于选择是如何发生的，或与轴心时代各文明单元的成因有关。偏向拼音的一系，立足于商贸，更注重数字、测量、逻辑和契约。发音辨识率高，也便于提高交际频次；偏向图象的一系，立足于农耕，更注重伦理和文艺心性，内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对称性”和“反身性”视角来看，字形简化和语音简化，也具有同等功效。如果英语世界的“有识之士”，参照汉字改革，推行英语的语音“简化”，使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单词发同一个音，结果会怎样？凭那几个字母，不管怎样拼凑，也无法在同一发音下，区分众多单词的涵义。这等于在逻辑上，把英语逼进死胡同。简化语音的同时，必须“繁化”文字，整个语系都将被颠覆。可见，这个议题的设置，本身就不科学。

    如今中国进入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发展时期，像一颗爆炸的宇宙新星一样急剧膨胀，它喷发出来的物质，都带着汉语标记。反而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汉语列入教学课程，改革汉字的声音很久没有听到了。因为再也无法把国家的盛衰同文字的简化与否联系在一起。谁有实力谁的一切就都是好的，这是势利的工商业社会的最高法则。民粹化的狂热诉求，也因过度放纵而尽显颓势，失去“重打鼓另开张”的市场。

    正如“黑暗的中世纪”与高度现代化的欧美各国，使用的是相同文字一样。汉字的诸多功能，也不是中国取得近期的发展后才有的。压抑最富于创造力的群体，科技文化和社会经济就沦落；尊重这个群体，使其成为创造性劳动的受益者，科技文化和社会经济就突飞猛进，与文字何干？文革前，中国在许多领域与发达国家只有十几年的差距，文革将差距拉大到几十年。文革后急起直追，差距重新缩小，有些领域已经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