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首发：《"精通22种外语”的陈寅恪 是如何被吹出来的》

柳不如是

《"精通22种外语”的陈寅恪是如何被吹出来的》

柳不如是

目前为止，根据笔者的调查，最早介绍陈寅恪擅长多种外语的记载应当是1925年2月27日《清华周刊》。该刊所载文章《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中报道：“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请注意：这里使用的两个术语是“研究古今语言”和“攻读”！具体来说：“研究古今语言”则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五种外语。而“攻读”则是涉及到“梵文、巴利文”两种外语。上述介绍没有使用“精通”和“阅读”、“掌握”等说明外语程度时的习惯描述。可见当时，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清华学堂、清华国学研究院均无人敢吹捧陈寅恪是“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

其实，懂语言学或者学过一点西方语言的学者们都知道，仅此而论“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就已经很吓人了！

陈寅恪留德时期的同学、友人姚从吾主张：“陈君寅恪，江西人，习语言学，能畅读日、美、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姚氏此说，显然水分过高。因为至少我掌握的证据证明陈寅恪并不具备“畅读日、美、法”语言和文字的能力，而对于“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他只是入门水准，绝对谈不上“通”！

——他连日文都不能“畅读”何谈英文和法文？！他对“蒙古、西藏、满洲”只是“粗知”阶段的入门水准而已，怎么可能还“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文字和语言？！姚氏此说，缺乏最基本的证据支持。

根据中山大学负责教学和人事、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胡守为回忆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在陈寅恪“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这是非常真实而严谨、客观而准确的记述！即，陈寅恪本人坦白认可他只擅长德语。

——这是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得出的最真实的结论和描述。

然而，到了陈氏弟子、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笔下，则立刻变成了说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这已经不是“大跃进”了！而是“大大的跃进”。

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陈家人还嫌不过瘾，认为王永兴之说还过于保守。于是，陈氏侄子陈封雄站出来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受此鼓舞，陈氏弟子、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则正式提出了陈寅恪学过22种语言这一惊天动地的观点。证据是：“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上述22种语言中，“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显然不应属于外语。又见《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介绍：

笔记本共分为以下几类：

一、藏文 13本

二、蒙文 6本

三、突厥回鹘文 一类 14本

四、吐货罗文（土火罗文） 1本

五、西夏文 2本

六、满文 1本

七、朝鲜文 1本

八、中亚，新疆 2本

九、佉卢文 2本

十、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10本

十一、摩尼教 1本

十二、印地文 2本

十三、俄文、伊朗 本

十四、希伯来文 1本

十五、算学 1本

十六、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 1本

十七、亚力斯多德（实为数学） 1本

十八、金瓶梅 1本

十九、法华经 1本

二十、天台梵本 1本

二十一、佛所行赞 1本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学过多少种语言和是否有能力直接使用这些语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以我个人来说：我在外留学时间远超过陈寅恪，而我在几个国家中的大学选修过的外语种类和记载的学习笔记涉及到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等十几种——我是否也快被封为“语言大神”了？但是，我实际上只掌握了英文和日文两种外语——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著作、直接使用英文和日文撰写学术论文和讲课。我使用英文、日文直接撰写的学术论文在日本和美国学术刊物上早就公开发表过。而陈寅恪到死只公开署名发表过一篇英文论文，还是一个美国学者翻译的。

有人记载：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苦笑不得的表情。

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只要选修过德国、美国、日本大学中的“文字学史”这一课程的留学生，都知道世界各国文字的基本辨别图谱。比如说没有学过日语的人，他也一定知道这几个字哪个是汉语？哪个是日语？这个图谱就如同识别交通标志，学过的人自然就知道什么语言、什么文字。仅此而已！这和能够识别文字和能够使用该种语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巴比伦文和突厥文的文字识别十分容易，因为前者是象形的契形文字，而后者是拼音的字母文字。能够识别究竟是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还是突厥文的出土碑碣，并不能证明陈寅恪掌握了巴比伦文和突厥文。

2013年9月8日《深圳晚报》发表《“钱锺书、陈寅恪外文水平都很低”惹争议》一文介绍李继宏的观点：

     说到陈寅恪，也是个比较热门的人，被神化得很厉害，据传他精通十几门外语。他到底精通几门外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很低，因为他总共发表过两篇英语论文。如果去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你在第一章就能看到他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被唬住，觉得陈寅恪好厉害哦。但我正好看过这两篇文章，《韩愈和唐代小说》只有4页，《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有7页，是两篇介绍性的短文，笔法非常幼稚，跟现在的大学生作文差不多。

    2010年7月2日《深圳特区报》发表刘波《被误读和误传的大师轶事》一文：

     在中大拜访蔡鸿生教授和姜伯勤教授时，两位老人都特意嘱我在文中要更正一些近年来在陈寅恪热中出现的一些误传。比如很多书中都说陈寅恪先生上课坚持“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蔡老师说他从没听陈先生这么说过，即使陈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很多人对此话的理解也有误差。所谓的不讲绝对不是只字不提，相反，陈寅恪先生对各种研究进展和史料史籍都很重视，尤其重视海外的学术进展情况。他曾郑重告诫学人：“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户造车之比。”由此可见一斑。又如很多书中将陈寅恪先生说成是精通数十种外语和多种古代语言的语言大师。蔡老师说这样的说法也是不严谨和不准确的。因为陈寅恪先生在海外游学时做的课题多是比较研究的，外语对他而言，更多的时候是绝对的研究工具，尤其古代语言，有的时候一个词根就会考证出一段文明交流史。这种做为研究使用的古代语言和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那种精通和“四会”是基本不搭界的。蔡老师告诉我说，陈寅恪先生在中大所带过的最后一位研究生胡守为教授在解放初曾看到过一份陈先生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在外语一栏里陈先生只填写了德语。这当然与陈先生在德国游学最久长达四年有关。无需质疑的是，陈先生可以熟练使用多门外语，但把这种本领神话了却有悖陈先生一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相信陈寅恪先生在天之灵也是不高兴的。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按照陈氏所学外语种类的先后顺利，详细考证一下，请注意：我只是探讨陈氏曾经学过的外语种类，而非擅长的外语种类！

    一、日语

陈寅恪早在1897年就开始向留日回国者学习日语。陈寅恪在1967年12月写的“第七次交代稿”：“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陈寅恪第一次出国留日是在1902年。当时他13岁。又见陈氏三姐妹《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自费生二十七岁大伯父衡恪带着十三岁的寅恪（此前已在国内从留日友人学过日语）”。1902年的那次十个月的日语学习，使他的日语水准保持小学二、三年级的初级水平。

了解日语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日语，使用汉字的数量远远高出现代日语。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在日语学校专业学习几个月日语后，阅读日语文章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中国人学习日语真正感到困难的是口语。而陈氏两次留日，在小学中专业学习日语，日语应当是他比较擅长的外语了。但是后来他之所以在个人档案中只填写“德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意地回避他非留学身份的旅日经历。我们从他三、四十年代的书信中出现的不断地要求傅斯年或者图书馆给他购买日文学术期刊和汉学著作、而非要求购买德语或英语的，就可以立刻明白这一点。

在陈氏的论文中，引用这一外语文献的情况，比如，周一良曾经回忆：

1946年返北平后，一良时从城内北京大学借来日本刊物，为先生译读，情景犹在眼前。当时为先生读书，每遇“既”、“即”二字发音相近混时，先生必以日语读音是“すでに”或是“すなわち”想询。

这里出现的“すでに”或是“すなわち”是日文“既”、“即”二字发音。可见陈氏日语基本功。（可惜，在《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一书中却完全写错了这两个字的日语假名拼写。）他一直可以使用汉字的日语发音来区别汉字的同音字。

以后，他长期阅读日文书刊，订购了大量日语的学术刊物，他的日语水准应该是他所会外语中水准最高的。也就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日语级别考证中的二级水准。而一级才是日本各个大学入学考试的基本合格标准。

    二、英语

陈氏学习英语的开始时间当在1907年。这一年，他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在弘文学院附属小学，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英文。但是没有设置英语课程。在复旦公学的同学中，严复用英文记日记，可以证明当时该公学的英语教育程度。陈氏1909年的英文考试成绩是94.2分。这是他得以留学德国的关键。加上他的日文基础。因此，在这时，陈氏已经接触并学习过两门外语。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每一种外语掌握的水准都是很有限的初级、中下级水准。

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考证：陈寅恪在哈佛留学一共待了三十一个月左右。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在哈佛留学的第一学期，1919年的春季，他却只选修了两门课：“德国现代史”、“歌德之《意大利之旅》”。而恰恰这两门课全是使用德语教材。因为他已经在德国留学过，而且还回国当过德语阅卷的教师。可见，他选择这两门课完全是出于在语言上看得懂、听得懂的考虑才选的。换句话说，当时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和听课能力是需要打问号的。我们从当时赵元任、俞大维、吴宓、韦卓民等人皆先后获得了奖学金而陈氏则无，正可以说明当时他的英语口语和阅读能力还没有得到合格的水准。因为当时获得奖学金的重要依据是英语的水准和考试成绩。到了秋季学期，1919年9月24日，他已经选修了“初级希腊语”、“印度语文学”这点两门课程。前者自然是他开始学习希腊语的证明。而后者，主要讲梵文文法和梵文读本。并且，“1910-1920学年上学期寅恪的梵文成绩是B，此后梵文和巴利文成绩都是A，成绩非常优秀。”他能选修德语之外的课程，说明他的英语听课能力和阅读能力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我们从发表在哈佛亚细亚学报上的英文文章出自他人的翻译而非陈氏自己撰写，自然就可以知道当时他的英语写作能力还根本没有过关。

而且，1919年的秋季学期，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介绍：他还“选修了《初级希腊语》、《印度语文学：梵文及其与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之关联》（a、b）”这一课程。这里面出现了英语。

他去英国治疗眼病期间，可以直接和医生英语会话，并且坚持听读熊式一的英文小说《天桥》，足以证明他的听课和会话能力是基本合格的。而他一生再也没有使用英语发表过论文，也是他英文写作能力欠缺的重要证明。李继宏所谓的“说到陈寅恪，也是个比较热门的人，被神化得很厉害，据传他精通十几门外语。他到底精通几门外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很低”之说，有其合理性。在1931年2月13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明确地承认自己“英文不能动笔”这一事实。

在陈氏的论文中，引用这一外语文献的情况，比如说在《吴宓日记》中，我们发现陈氏也和其他留学生一样，谈话中经常出现英文单词;

岂若今之揭标卖首，盛服目炫Advertisement，事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

又：

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

再如：

若英文诗中之虚字比喻Allegorical,Symbolical,Abstract nouns,Personifications,etc及仙人仙女之故典，及云烟天色之描写，皆为中国诗中所不多见者。

而根据毛子水的回忆，民国十二年他曾亲眼看到陈氏在读Kaluza的《古英语文法》。这或许是陈氏可以自由阅读英文原著的一个证据。再如陈氏在其著名论文《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中就曾引德文本注释说：“见英译《几何原本》第二版第一册第107页即其一例也。”由此可见，陈氏阅读英文原著的能力。又可见他致陈垣的信中：

近见西文本二种，似皆有可参考之价值者，谨于别纸录上，乞察觉。匆此敬叩援庵大师著安。十月十九。

一、W.Barhold《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时代）》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Turkestan at the Time of Mongl Invasion)(Gibbmenorial Series London)本俄罗文，新译成英文。

如此等等，可见陈氏一直在关注并阅读英语国家的史料，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当基本过关。问题是他的英文写作能力肯定远远没有过关，因为他自己也曾公开承认这一点，并且没有使用英文撰写过任何论文。

    三、法语

按照《陈寅恪先生年谱》的记载：陈氏是从1913年“春，先生留学巴黎大学”的。但是又有资料记载他是在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那么，在可以使用英语和德语的法国，陈氏的法语水准如何是难以求证的。他自己只是在诗中曾作跋云：“忆予年二十三，旅居巴黎”，然后就再少有文字谈到他留学法国之事。

关于陈寅恪的法语水准，一向少有人证明。因为当时只有半年的短期留法的学生中，基本上使用英语、德语甚至俄语来进行日常生活和学习。陈寅恪虽然见到了如伯希和等汉学大家，但是由于对方可以使用流利的汉语，因此，陈氏的法语水准恐怕很成问题。从现有的材料和记载来看，他的法语听课和阅读能力应该根本没有过关，法语写作就更不用说了。

在陈氏的论文中，引用这一外语文献的情况，比如说：他在其著名论文《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中就曾引法文著作：

考《法兰西支那学书目》（H.Cordier:Bibliotheca Sinica,Vol.II,P1092），《天学初函》于乾隆二十三年译为满文。

当时，考狄的《汉学书目》正是汉学界的热门读物，他在论文中引用这本书，并不奇怪，因为懂英文的人全看得懂。除此之外，陈氏论著中几乎没有使用法语文献的证据。可见，他的法语能力听、说、读、写全是难以达标的，连初级入门水准也没有。

   四、德语

陈氏接触德语时间非常早。可以上推到他第一次来日本学习时。

1967年12月写的“第七次交代稿”中记述的发生在1914年的事情：“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电召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

1909年，陈寅恪自称考取了“官费留学资格”，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这是他开始接触、学习德语和法语的准确年代。根据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对陈寅恪留学柏林大学的档案材料的调查，陈寅恪留学德国时遗留下的64本笔记，这是他在柏林大学留学的记录，可以看出当年该大学课程的设置情况。诚如毛子水在《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所说：

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到德国柏林。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介绍，在哈佛留学的第一学期，1919年的春季：

他这个学期选了两门课：即歌德之《意大利之旅》与《德国现代史》。

而恰恰这两门课全是使用德语教材。因为他已经在德国留学过，而且还回国当过德语阅卷的教师。1921年9月，他转往德国柏林大学，师从Heinrich Lüders，继续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在《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一文中，陈寅恪曾回忆说：

昔年德意志人于龟兹之西，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柏林大学路得施教授（Prof.Heinrich Lüders）检之，见其中有《大庄严论》残本。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故亦夙闻其事。至今岁始得尽读其印行之本（Bruchstucken der Kalpanamanditika, herausgegeben VonHeinrich Luders,Leipzig,1926）。教授学术有盛名于世，而此校本尤其最精之作，凡能读其书者皆自知之，不待为其赞扬。

又，1911年春，陈氏再次自称“因患脚气”（无非是缺乏考试成绩而无法更新留学签证的体面说法而已）而异地到瑞士修养，并注册瑞士苏黎士大学短期学习语言。当那里使用的是德语。可见他当时德语学习是主业。他曾自述：“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他自称能够阅读德文本《资本论》，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他可以基本使用德语会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也难怪他本人以后承认他只擅长德文了。

因此，陈寅恪的德语阅读和会话能力勿庸置疑。但是，他依然没有使用德语发表过任何学术论著。而他上述所谓的“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之说，显然应该就是梵文和巴利文的指代。

五、巴利语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遵照学术界梵·巴合在一起的习惯，我们放到下面的梵语中一起讨论。

六、梵语

诚如上论，在《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一文中，陈寅恪曾回忆说：“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和“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文字学”，显然应该就是梵文和巴利文的指代，特别是上文先说明了“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

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考证：

寅恪这一年秋季选修了《初级希腊语》、《印度语文学：梵文及其与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之关联》（a、b），1919年9月24日出现在兰曼的课上。印度语文学上学期主要讲梵文文法，下学期则讲兰曼自己编的《梵文读本》。这门课只有几个学生，在兰曼家进行。1910-1920学年上学期寅恪的梵文成绩是B，此后梵文和巴利文成绩都是A，成绩非常优秀。

在1920年的秋季学期，他还选修了“印度语文学：巴利文”、“印度语文学：巴利文（续）”这两门课。虽然成绩如此优秀，但是回国后，众所周知，陈氏继续向钢和泰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可见他的梵文和巴利文至少没有达到可以自由阅读的中级水准，而是还处在中下级的水准上。

在陈氏的论文中，引用这一外语文献的情况，比如：《陈寅恪读书札记三集》中的《高僧传初集之部》一文中就如下显示出他的梵·巴语基础：

巴利语九部：

（一）sutta修多罗            （二）geyya袛夜

（三）veyyãkarana和伽罗那    （四）gãtha伽陀

（五）udãna优陀那            （六）itivutaka伊帝目多伽

（七）jãtaka 阇陀伽           （八）abbhuta dhamma阿浮陀达磨

（九）vedalla毗佛略

大乘法苑珠林章卷二，十二分卷：

（一）契经sutra              （二）应颂geya

（三）记别vyãkarana          （四）讽颂gãtha

（五）自说udãna              （六）缘起nidãna

（七）比喻avadãna            （八）本事itivrttaka ityuktaka

（九）本生jãtaka             （十）方广vaipulya

（十一）希法adbhuta dhanrma （十二）论议upadesa

根据《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的介绍，陈氏的笔记中：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10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说一切有部律。里面抄录原文，有法文译文，在第一页下右角上写着日期：1922年7月22日。

第二本 封面上用铅笔题一切有部律，已模糊不清。里面抄录着梵文拉丁字母转写的经文，还有一些单词儿。

第三本 封面上题梵文大训。里面抄录的是英文译文。我猜想，所谓“大训”，就是印度古代大语法加Patanjali所著的Mahābhāsya，一般译为“大疏”。

第四本 封面上原题Therīgāthā，后来又改题涕利伽陀，旁边写了几句话：“一千九百廿九年补题。回思往事，真如一梦。”可见先生回国后仍然常翻阅自己的笔记本。里面抄的是巴利文词汇，共有290之多。

第五本 封面上题耆那碑。里面抄录碑文。

第六本 封面上题耆那碑续。内容同。

第七本 封面上题佛所行赞及Maski阿育王刻石。里面先抄录书目十三种。后面抄录碑文。

第八本 封面上题那先比丘问经。里面抄录巴利文词汇。

第九本 封面上题法句譬喻经。里面是巴利文词汇。

第十本 封面上题法句经。里面是巴利文词汇。

可见这些笔记基本上是他第二次留德时的记录。而对于他第一留德的笔记和所学课程，则一直缺乏记录。根据陈氏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一文中的陈述：“1919年到美，入哈佛大学，学梵文、希腊文等大约三年。”这才是他接触梵、巴文字的开始。也是他接触希腊文的开始。《吴宓自编年谱》1919年记载：

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先生等，然终生多不知。中国留学生自俞大维君始探寻、发见而往受学焉。其后，陈寅恪与汤用彤继之。

这是陈氏接触梵、巴文字的开始。

又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一文的介绍：

在哈佛期间，陈寅恪曾师从C. 兰曼(Charles RockwellLanman，1850－1941) 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并在此基础上研读佛经。俞大维在谈到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时曾说: “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 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 Baron A. von Stal-Holstein) 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

1926年，泰国政府重刻巴利文小乘佛教经典，赠送一部给了陈寅恪。而此事牵线搭桥人就是梁启超。梁氏在《与仲揆、守和两兄书》讲：“今日晤陈寅恪，言及有以暹罗贵族来游历，可与酬应，便索彼国所印之巴利文《四阿含佛藏》，且言此事与守和谈及云云。”这并非是说陈氏的梵、巴水准可以直接阅读原典，而是一个礼节性的赠送而已。

  七、拉丁语

1919年的秋季学期，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介绍：他还“选修了初级希腊语、印度语文学：梵文及其与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之关联（a、b）”这一课程。这里面出现了拉丁语。或许，这是他接触拉丁语的证据。并没有证据支撑他继续选修过拉丁语，或者他曾阅读过拉丁语的文献。

对此，陈怀宇在该书中主张：

有学者称寅恪能写典雅的拉丁文，这实在难以想象。很多欧美学者从初中即开始学拉丁文，大学入读哈佛大学古典系，也不一定能写典雅的拉丁文，更不要说寅恪出国留学之后才开始学拉丁文。

在1996年发表在《文史哲》第3期上的论文《陈寅恪年谱研究序说》一文中，该文曾经这么叙述过“寅恪能写典雅的拉丁文”这句话，显然失于详查。

在陈氏的论文中，引用这一外语文献的情况，比如：陈寅恪《讲义及杂稿》中所收《五胡问题及其他》一文：

羯人与欧罗巴人为同种，其语言亦属印欧语族，尤以数词与拉丁文近，仅“万”字系从汉语借入，读若Tman，此由汉语“万”古本为复辅音，如“虿”、“迈”二字声母之别为T、M，即系由此分化而成。今藏文“亿”为Hman，H即T声变；俄语“万”为Toman，则又自蒙古语间接输入者也。

但是，这里引用的“尤以数词与拉丁文近”一说，却是最基础的拉丁语数字的单词读音而已。他本想偶尔露一下证明自己懂拉丁语，却正相反，暴露了他拉丁语根本没有入门，连初级水准也不具备。

  八、希腊语

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介绍：

1919年秋季学期……寅恪这一年秋季选修了《初级希拉文》、《印度语文学：梵文及其与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之关联》（a、b）……

这是他学习希腊语的开始和记录。

1920年的秋季学期，他还选修了“希腊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希腊文：荷马史诗与希罗多德”这两门课。

在陈氏的论文中，尚未发现有引用这一外语文献的记录。因此，他的希腊语水准只是入门阶段而已。

  九、阿拉伯语

按照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的介绍，1920年的秋季学期，他还选修了“闪米特文：阿拉伯文”这一课程。或许，这是他接触阿拉伯语的证据。并没有证据支撑他继续选修过阿拉伯语，或者他曾阅读过阿拉伯语的文献。

在陈氏的论文中，尚未发现有引用这一外语文献的记录。因此，他的阿拉伯语水准只是入门阶段而已。

十、波斯语

根据《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的介绍，陈氏的笔记中：

十三 俄文，伊朗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俄文，又题Awesta里面前四页写的是有关古代伊朗语言的笔记和字母：Awesta，古代波斯文、中世波斯文、巴利维文。后面写的是俄文，语法和单词都有。把笔记本倒转过来，从后面写起，先是波斯字母，后面又是俄文。

这是他学习波斯语的记录。又见姚从吾致陈寅恪函，该信全文如下：

寅恪先生：

        久未函候，时以为念。先生前致函大维兄，欲在柏林托人用打字机打贝勒津俄译波斯文拉施特哀丁之《史记汇编》。大维兄嘱鳌代办此事。惟因鳌去年五月即迁居普鲁士莱因省邦恩大学城（Bonn a/Rhein），不能亲到柏林国家图书馆查借，祗有请托德友之精通俄文者，代为调查。据云：俄教授贝勒津《史记汇编》俄译本，柏林国家图书馆并无全书，只有两册。一本几纸为波斯文，仅篇首载有俄文短序。一本上半部为波斯文，下半部为俄文翻译。名《成吉思汗的历史》（至即汗位时止）。以较所闻拉施特哀丁史记汇编全书，所差尚多。又因两书半为波斯文，半为俄文，兼杂蒙古字，不便用打字机打写，以故迟延，久未答复。上周鳌来柏林，知柏林国家图书馆阅书室去年新添照像部(Photo copie)，一切旧籍珍画，均可随时摄照。当与大维兄商定，先将已查得之两册，各摄照一部，挂号寄上，供先生查核。其余尚未找到之俄译本，俟查明后再为继续摄照。已摄两书，共四百六十四双页，用费一百七十五马克，已先由商务部照数代垫矣。谨附上收条一纸，收到后，望便中即将垫款归还商务部为盼。至原书查访经过，当另函再详。因德友致鳌之函，不在手下，故只能先述梗概也。寄归之件，是否重要，亦望赐复示及。敬颂

著安！

并问府上均好！

弟鳌谨告  三月廿六日，时暂寓柏林。

Grunewald Cuno Strasse 44A   

又：鳌不日即复返Bonn，直接通讯处如下：

Via Siberia！Kerrn Shihoo Yao

b/prevof  Bonn a/Rhein

这里的“拉施特哀丁”，此发音来自波斯文，原文即“Rashid-al-Din Hamadani”。人名。波斯文原名为：شیدالدین فضل‌الله همدان。生于1247年，卒于1318年。曾任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尔汗国国的丞相，著名学者。这里的“史集”，此书原名为“Jami’al-Tawarikh”，汉语可译为：《史集》。《史集》一书内容包括《蒙古史》、《世界史》、《世界地理志》、《阿拉伯﹑犹太﹑蒙古﹑拂郎﹑中华五民族世系谱》等分卷。洪钧根据贝勒津俄文本,将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节译为汉文,收入《元史译文证补》。但是此书价格颇贵，所以陈氏来信才建议“在柏林托人用打字机打”此书。因为该书是研究14世纪初以前的蒙古史的最重要的史料。

在陈氏的《元代汉人译名考》论文中，也出现了对波斯文献的使用：

拉施特论中国之一节，见Blochet校本拉施特《蒙古史》波斯原文第二册第328页及Quatremere拉施特《蒙古史》波斯-法文对译本第85页至96页云：Khatai国者，蒙古人称为Djavkout，支那人所谓Khanzi，以Kara-moran（黄河）与Matchin国即支那人所谓manzi（蛮子）者为界。又与Tchourtcheh及游牧人所居kara-khatai荒漠之地接界。蒙古语Tchourtcheh之名，盖因支那人称此国人为Nangias。与Khatai以黄河为界。此水源出吐蕃及迦湿弥罗，常不可渡。其国都名Klingsai，即临安，殆行在之音译。距Khan-balik（大都）四十日程。又波斯文旧题Abd-allah-Bedawi所著Nizam-altawarikh第8篇论中国一节，与拉施特书同。

从上述十种外语来看，我们可以得出：

陈寅恪真正做到听、说、读大致过关的外语语种只是德语一种而已。他的英语、巴利语、梵语、波斯语的水准应该处于初、中等水平。而他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阿拉伯语应该完全处于初级入门而已。无论是王永兴的13种外语说还是陈封雄的14种外语说，均缺乏实证。季羡林主张的陈氏学过22种语言说，不等于实际掌握了22种语言。而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西夏文、满文等语言文字又不在外语范围内。

在此考证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上述结论。

由以上考证，可知傅斯年所说的“我的朋友陈寅恪先生，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之说，对汉学研究的肯定无可非议，但是对于外语，我们当只是外行人的尊敬、估测之词而已，并不太符合事实。实际上，陈寅恪并不是个擅长外语的学者。

结论：时下为“陈粉”们热衷鼓吹的“精通22种外语”的语言大神陈寅恪，只掌握了德语一门而已！“陈粉”们，你们能不能把“牛逼”还给公牛？能不能实事求是的赞美、描述或者回忆一个真实的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