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天成 妙体众形——宋徽宗“夺造化而移精神”的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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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罗杰新

花鸟画在徽宗朝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徽宗对于花鸟画有很深的艺术造诣，是崔白的再传弟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赵佶）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具体到徽宗的花鸟画成就，邓椿做了如下的评论：“（徽宗）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邓椿叙述中的“生漆点睛”说明了徽宗注重形似，专注法度。至于邓椿记载的“孔雀升高必先举左”“斜枝月季花”的例子颇能说明徽宗对于花鸟画形似、法度问题的重视。

赵佶 芙蓉锦鸡图 绢本设色 81.5厘米×53.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徽宗不仅重视花鸟画的创作，而且对于花鸟画的理论也进行了理论创新。《宣和画谱·花鸟叙论》对于花鸟画的定位是：“（花鸟画）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对此，薛永年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宣和画谱·花鸟叙论》的解读，偏重于诗意化的‘寓兴’。”在薛永年的提醒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的论述更值得人们关注。

赵佶 梅花绣眼图册页 故宫博物院藏

“夺造化”“移精神”恰恰体现了徽宗对于花鸟画“形似”和“格法”的具体要求。徽宗对此亲自示范，他的花鸟画作品《筠庄纵鹤图》即是一例。此件作品现虽不传世，但是从邓椿的描绘中可充分体会，如“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警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可看出徽宗画艺“夺造化而移精神”的神采在“缣素之上”的具体表现。

佚名 梅竹聚禽图 绢本设色 258.4厘米×108.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人《梅竹聚禽图》是12世纪初徽宗宣和画院的画家之作。这是一件绢本设色的宋人花鸟画，本幅钤盖南宋理宗的“缉熙殿宝”，元代内府官印“天历之宝”“奎章阁宝”，明代典礼纪察司之“司印”，清代乾隆、嘉庆、宣统三帝的御览之印，《石渠宝笈初编》有著录。这件作品是全景式构图，主体部分是画面中央的梅竹与禽鸟。梅枝呈现“S”状，形成了本幅作品构图的特点。画竹、坡石、草丛等物象随着梅枝的形象而处理，整体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画面中的禽鸟形态各异，有相互对望、隔枝相顾、静卧枝头等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从禽鸟的形态、动作、颜色等方面看，体现了宣和画院中讲究绝对形似的要求。从画面中各物象的相互处理和配合上看，画家遵守自然规律，表现一种微风和畅下的平静，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动态来增加画面的张力。

崔白 双喜图 绢本设色 193.7厘米×103.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作品与神宗朝院画家崔白的《双喜图》相比，则可以看出许多差异。《双喜图》的构图与此幅作品相同，都是“S”形，但是《双喜图》的画面感表现的更加激烈，也更具动态，鸟雀和兔子也掺杂了一些水墨晕染的技法，这些都与徽宗朝的绘画风格不同。徽宗朝的宫廷绘画追求一种形似与格法统一，表现皇室富丽平和的绘画风格。这在徽宗的《竹禽图》中表现明显。

赵佶 竹禽图 绢本设色 33.8厘米×55.5厘米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徽宗的这卷《竹禽图》绢本设色，本幅有徽宗的签押和“御书”玺印，后纸有赵孟頫的题跋，曰：“道君聪明，天纵其于绘事，尤极神妙。动植之物无不曲尽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此卷不用描墨，粉彩自然，宜为世宝。然丛尔小禽蒙圣人所录，抑何幸耶。孟頫恭跋。”

黄居寀 山鹧棘雀图 绢本设色 97厘米×53.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禽鸟的刻画精微，严守格法，绝没有《双喜图》中的那种紧张动态，也没有《山鹧棘雀图》中雀鸟的呆板。青绿色的竹叶采用双勾填色，精彩再现自然之竹。竹子的枝干技法正符合李廌在《德隅斋画品》中对于徐熙《鹤竹图》的论述：“丛生竹篠，根干节叶皆用浓墨粗笔，其间栉比，略以青绿点拂，而其梢具萧然有拂云之气。”特别是竹子根部的处理，使用的即是“落墨法”，《宣和画谱》中对此方法解释到：“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敷色”，说明了赵佶的绘画与徐熙风格的关系。

赵佶 枇杷山鸟图 绢本设色 22.7厘米×24.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徽宗上述的处理方式，也充分体现在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赵佶《枇杷山鸟图》中。另外，北宋中后期的士大夫如王安石、沈括、苏轼、晁说之、张舜民、程俱、董逌等人，对于徐熙的绘画多有称赞，并留有多首题画诗。因着徽宗对于徐熙“落墨法”的借鉴，也可间接看出徽宗和北宋中后期的士大夫在绘画审美观念上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