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该做出正确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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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得全球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发生，开始于七十年代末发生的民主墙运动。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出现后不久，在莫斯科、华沙、台北等许多地方很快都出现了民主墙运动。这就是八十年代几乎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开始。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导致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崩溃的开始。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对暴政和经济匮乏的不满情绪，在持不同政见领袖引导下，包括今天将获得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的约阿希姆‧高克先生，冲击了一党专政的体系，造成了苏联、东欧和台湾的专制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成功？这是多年来人们在思考的一个谜题。我们首先来看看各方面条件的不同。每一次革命的第一要素，就是人们的希望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工作显然比苏联东欧更成功，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改善了大部分人的生活，减缓了人们不满的程度。所以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只想改革一些具体的问题，没有想推翻共产党的暴政。

而东欧和苏联的人民和领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不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它问题不可能解决。目标的不同导致结果的不同，中共成功镇压的条件，正是人民和领袖的目标不明确。已经在造反了，却不知道为什么造反。结果只能是被成功地镇压下去。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领导层的意识和决心。1989年的东欧和苏联的领导层已经不是第一代革命者，不是迷信共产主义的那一批人。他们更关心的是现实的社会和人民的愿望。或者说，迷信一党专政和镇压的，在领导层内已经是少数，军队的文化素质也比较高，很难驱使他们枪杀自己的人民。

而1989年的中国恰恰是第一代革命者占多数，仍然迷信共产主义和一党专政的人，在领导层内占优势，也就是所谓的老人专政。他们比较容易做出武力镇压的决策。而军队的中上层不清楚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不可能贸然抗命。军队的下层许多人素质偏低，来源于极端贫困的农村，不懂得运动和他们自己有什么关系，而杀人却可以立功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因素合并起来，就是造成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原因。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国家阵营外交努力的方向。当时在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里，都酝酿着反抗和要民主的运动。支持谁或不支持谁，是西方大国领袖们选择的范围。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显然选择了东欧和苏联，认为那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敌人，冷战的主力；却放弃了实行韬光养晦战略，和西方比较友好的中国共产党。这造成了今天西方民主阵营自己的困境。

虽然中国是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先发起反抗的；虽然有许多如上述的不利因素；但是邓小平在出兵屠杀前最大的顾虑，就是西方民主阵营的态度。军队集结在北京附近很长时间没有动手，他在犹豫美国是什么态度。老布什总统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讲话，和临时替换支持民主派的驻华大使，给邓小平发出了很明显的信号，等于支持了屠杀。

当时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反对镇压和支持镇压的力量势均力敌。美国的不干涉态度，恰恰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一个因素和第二个因素，都是常数。真正的变数，改变了历史的变数，就是老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的决策。其中的原因，我们现在也并不清楚。

说选择了苏联而不是中国，这是一种事后的辩解。天安门民主运动如果成功，会不利于苏联和东欧人民的反抗吗？这不合逻辑。正好相反，如果天安门民主运动成功了，苏联和东欧的革命会更加顺利，更少危险。

今天在香港，人民再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争取民主和自由。香港人民的决心和共产党的顽固是两个不变的定数。能够改变结果的那个最重要的变数，正是美国和西方大国的态度。难道我们将再一次看到西方政治家的选择，造成血流成河的结果吗？这一次血流成河的结果，可能不会是西方选择的成功，而是共产主义暴政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我反对这种莫名其妙和愚蠢的选择。

2019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