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在中国国庆日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2019年10月1日
过去曾经是香港警队专责反恐情报特别部门(Special Branch)成员的普贝瑞克的文章,长达万字,当中分成六个章节,包括《通往地狱之路 从修例到动乱》、《抗争运动 沉默少数还是多数?》、《香港警队 非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香港政府 管不了香港》、《中国 香港的“第二个”政府》以及《港人和香港 一个更好的明天?》
普氏在《香港警队 非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的章节中指出,警队处身于政府与抗争者之间这个艰难的位置,而且这些月来已经非常清楚,光靠武力不能取代政治解决,也不能阻止抗争继续下去。示威者从开始针对政府已经转为针对警察。
此外,他指出警队在抗争开始的阶段已经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而部分前线警员更缺乏纪律。大众对警队称呼为“黑警”也是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
他认为,社会大众抗拒警察主要是受到三个事件所驱使:第一,警方在6月12日向大致上是属于和平的游行使用武力;第二,7月12日,警方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追捕示威者;第三,也是最严重的,就是元朗的7.21事件。
他说,警队强行驱散示威者往某个方向以便疏导交通和道路,这个策略只有当示威者诉诸暴力时方为合理,但如果向和平示威者采用这个方法只会招惹反效果,和平的示威者也会变得愤怒和激进。6月12日的和平游行就是一个例子。
普说,1967年反左派暴动对警队的架构和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警队目前的架构从1970年代至今几乎没有改动过,包括从日常的警队运作模式转为内部安全架构的模式,警方称之为“警队机动部署”(Force Mobilisation,简称 FORMOB)。为了镇压暴动或面对内部安全挑战,警队改变运作模式后,将拥有更大的火力和装备。
但他说,从日常警区运作转变为准军事化内部安全模式,对现在的警队却构成一个问题。这个转变只应是暂时性的,而且极需要社区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如果这个准军事化的转变一直继续下去,而且对平民百姓造成反面影响,警队就会失去社会大众的支持。
目前在香港居住的这位港英时代警官说,在1967年左派暴动时,没有社会大众的支持,警方是不可能达成镇压暴动的任务的。这一差别对2019年的警队而言,尤其突出。
普贝瑞克指出,在今天仍然采用当年准军事化的内部安全运作模式,也是问题所在,尤其是今天的香港已经是富庶兼且文明的城市。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沿用殖民时代警队准军事化机制,足可作为取代解放军功能的一个选择。对港人而言,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恐怕大多对解放军的行径都记忆犹新。
普说,继续采用这种准军事化模式,来对付所有参加示威的群众,难免招致今天战略性的政治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