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香港青年不惜“揽炒”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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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香港区议员选举，泛民获胜，而且是大胜，万众欢呼。这次胜利来之不易，一是全港人民坚持了长达五个月的持续抗争，其间勇武派不惜升级反抗暴力，“揽炒香港”（揽炒：玉石俱焚之意）成为国际社会及媒体关注热点；二是美国吸取2014年占中运动的经验，适时推动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出台，意在警告北京不可以在香港制造人道灾难。但所有这一切，还只是香港人争取香港政治参与权的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很艰难。

香港现有利益格局死结甚多

这次反送中的勇武派多系青少年。任何社会的未来都属于年轻一代，而香港青年普遍认为香港的“今天”不属于自己，自97回归之后建立的利益格局，属于“林郑”等代表的老一代香港精英。在各种评论当中，有两位香港人士的观点正好代表香港两代人与两个阶层。今日香港的冲突与未来的政治走向，都可以从中找到脉络。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属于50～60年代的香港精英。他的视频讲话《香港的问题，我们就摊开说一说》，要言不烦，对香港问题确算是有全局观。陈认为香港问题是政治不是民生，如果当成纯粹的民生问题，无法解决。其观点可以概括成四方面：

1. 英治下的港人没有国家意识。造成这种情况与港人的构成有关（1949年逃港的南渡衣冠、大饥荒时期及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逃港者等），英国殖民当局不鼓励认同宗主国，但香港人也不认同台湾这个“中华民国”与北京代表的中国。

陈宗启谈的“国家意识”，其实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近年来，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越来越低，2018年6月上旬，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以随机抽样方式所做调查显示，巿民对身为“香港人”的认同感评分最高，为8.54分；其次是“亚洲人”、“中华民族一分子”以及“中国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最低，只有5.85分。

2. 香港缺少政治人才，以吏为官。意指港府官员长于治理但缺乏政治能力（从前后谈话来看，主要指政治斡旋能力）。

3. 北京统战工作越做越窄，存在很大失误。

4. 地产问题三个罪人（这段值得一听，见过不少分析，陈的分析直击要害）。

在香港年轻一代尤其是90后一代人眼中，“陈宗启们”代表的是过去，是尽享香港繁华的一代。这代香港精英的看法，90后香港青年根本不想听。

青年反抗者为何要“揽炒”香港？

这次香港勇武派的暴力反抗有句著名的话，叫做“揽炒香港”，反抗到底，哪怕结局是玉石俱焚。我曾私下与香港一位青年交谈，他甚至说出“财散人安”这种决绝的话。

青年一代要“揽炒香港”，当然是觉得香港没有他们的未来。“没有未来”源于两点：一是香港青年在本港缺乏上升机会；二是北京对香港实行“人滚地留”的方针。90后网络作家卢斯达对此写过多篇文章。在《香港现场：香港正经历一次有效率的世代清洗》（2019年6月13日）一文中，有一节标题是“针对香港年轻人的屠杀”。此处的“屠杀”不是指肉体消灭，而是让青年在香港政治中得不到任何机会。例如很多本土派乃至较中间的自决派参选人，在2016年的大选前被取消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的“政见”不符合《基本法》。大选完结之后，一些得到选民授权的议员也被剥夺议席，例如梁颂恒、游蕙祯、罗冠聪等等。卢斯达认为，这些人的政见、立场、议政风格，南辕北辙，共通点就是年轻。年轻不是政见，但在中殖的香港，却是一个备受打压的政治属性。中共在2016至2017年，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也许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这种身份认同令中国十分不安。尽管选举主任和“中国人大”列出的候选人“不符规定”之处各不相同，但说到底，就是中共可以容忍老一辈的政客，但对于新一代从政者，一个也不容许进入体制。

他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非常直接：《中国对台湾也会和香港一样“人滚地留”》。

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人滚地留”的来历。在中国国内的网络自由讨论区，凡涉及台湾问题，基本是一片喊打喊杀声。大概在六、七年前就出现了“人走可以，岛留下”的留言，这个说法后来演变成“留岛不留人”。今年5月我去台湾时，曾听一位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青年意见领袖在演讲中提及，专门请教过他，所谓“留岛不留人”有无官方说法，他很诚实地回答，只见过网络留言，未听过官方有此说法，但如今基本成了台湾人对大陆政策的一种理解。通过卢斯达的文章，我才知道香港人也有这种担忧。

卢斯达对此的叙说十分直接：“对中国来说，香港是非常功能性的，例如金融、贸易、融资能力，其它的对中国来说根本眼都挤不进”，“台湾这船岛，有很多军事和战略好处，就像香港有金融好处。中国很想要，但不是想要那些不习惯受他统治的本地人”，“不论市民生死，北京只在乎香港的白手套功能，香港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工具”。

正因基于上述认识，香港反抗者要求美国迅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哪怕这个法案直接打击的是香港经济。

这总让我想起麝鹿的传说：麝香是种珍贵的香料与药材，来源于雄性麝鹿的睾丸。据说麝鹿后来知道猎人捕猎它要的就是它身体上这一重要部分，在无法逃脱追猎时，会主动将自己的睾丸抓得稀烂，让猎人一无所得。这种“揽炒”颇有这种气势：你不在意我们香港人的尊严，我们就毁了你看重的功能，让你一无所得，“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上述两位，可算是过去与今天的成功者与看不到未来的未来主人的各自陈述。这说明香港人对现状的看法，不仅存在阶层差异，存在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的差异，还存在非常深的代际裂沟。更值得深思的是：陈、卢二位都提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但陈认为香港只有金融中心这一服务功能远远不够，需要优化经济结构，提出了要发展香港大学教育中非常优秀的理科、工科、医科，着眼于建设；卢斯达认为既然“人滚地留”，要这金融中心功能又有何用。

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未来命运，是由年轻人决定。从人心向背来说，中共已经失去了90后的千禧一代香港青年。

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北京的理性

在万众欢呼香港区选泛民获胜之时，还是有人认为这次选举纵算胜利，也无关特首决定的大局，特首选举的主导权仍在北京手中。卢斯达的反对理由更是别出一格：“有一些迷失或私利满满的抗议者，更离奇地向政府争取‘要如期选举’。如果香港无法如常选举，才是示威者的战略胜利，向世界彰示香港政府假民主、输打赢要、一国两制已经失效。选到纯粹是拿到议员薪津，但香港各级议员都没有政治权力。选举大胜反而是革命被吸收……”。

上述担忧并非全无道理。这些年对香港泛民批评甚多，陈宗启与卢斯卡的年龄、背景都极不相同，但对泛民都从不同角度持严厉批评态度。仅是如何让泛民议员达成政治共识，今后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但在香港问题上，北京的态度仍然是关键因素。在经历香港区选之后，北京应该冷静下来，正视香港民意。

1. 任何地区、国家的建设，是依靠制度与这一制度养成的人民。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这两岸三地的发展充分说明了相同的民族、相同的历史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能走上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也无法否认以下事实：19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波迎来的外资，是以港台资本为主的华人资本，日韩资本在那时，总量也远低于港台两地。

2. 人心向背是形成政治凝聚力的第一要素。“香港人”对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认同感低，实际上表明他们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体制。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给予他们归属感，这种归属感部分建立在国家的富庶或强盛之上，但更主要的是国家能否给予他们道德感召力——时下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一点。

3. 放手让香港自治，才是治港的明智之选。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发表讲话时表示：“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此番讲话随即在网络传播中演变成“鞋脚论”。同理推演，香港人觉得什么样的“鞋”（政治体制）合脚，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北京限制了港人选“鞋”的权利，他们觉得鞋子夹脚，很难受，所有愤怒都指向“鞋”的提供者北京。除了疆、藏、台之外，北京的敌对势力中又多了一个“反叛之岛”，实在太不明智。

香港的半民主体制下，香港人今后如何继续拱卒，将成为香港与北京今后的主要政治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