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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香港青年不惜“揽炒”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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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7 05:18: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1月24日,香港区议员选举,泛民获胜,而且是大胜,万众欢呼。这次胜利来之不易,一是全港人民坚持了长达五个月的持续抗争,其间勇武派不惜升级反抗暴力,“揽炒香港”(揽炒:玉石俱焚之意)成为国际社会及媒体关注热点;二是美国吸取2014年占中运动的经验,适时推动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出台,意在警告北京不可以在香港制造人道灾难。但所有这一切,还只是香港人争取香港政治参与权的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很艰难。

香港现有利益格局死结甚多

这次反送中的勇武派多系青少年。任何社会的未来都属于年轻一代,而香港青年普遍认为香港的“今天”不属于自己,自97回归之后建立的利益格局,属于“林郑”等代表的老一代香港精英。在各种评论当中,有两位香港人士的观点正好代表香港两代人与两个阶层。今日香港的冲突与未来的政治走向,都可以从中找到脉络。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属于50~60年代的香港精英。他的视频讲话《香港的问题,我们就摊开说一说》,要言不烦,对香港问题确算是有全局观。陈认为香港问题是政治不是民生,如果当成纯粹的民生问题,无法解决。其观点可以概括成四方面:

1. 英治下的港人没有国家意识。造成这种情况与港人的构成有关(1949年逃港的南渡衣冠、大饥荒时期及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逃港者等),英国殖民当局不鼓励认同宗主国,但香港人也不认同台湾这个“中华民国”与北京代表的中国。

陈宗启谈的“国家意识”,其实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近年来,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越来越低,2018年6月上旬,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以随机抽样方式所做调查显示,巿民对身为“香港人”的认同感评分最高,为8.54分;其次是“亚洲人”、“中华民族一分子”以及“中国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最低,只有5.85分。

2. 香港缺少政治人才,以吏为官。意指港府官员长于治理但缺乏政治能力(从前后谈话来看,主要指政治斡旋能力)。

3. 北京统战工作越做越窄,存在很大失误。

4. 地产问题三个罪人(这段值得一听,见过不少分析,陈的分析直击要害)。

在香港年轻一代尤其是90后一代人眼中,“陈宗启们”代表的是过去,是尽享香港繁华的一代。这代香港精英的看法,90后香港青年根本不想听。

青年反抗者为何要“揽炒”香港?

这次香港勇武派的暴力反抗有句著名的话,叫做“揽炒香港”,反抗到底,哪怕结局是玉石俱焚。我曾私下与香港一位青年交谈,他甚至说出“财散人安”这种决绝的话。

青年一代要“揽炒香港”,当然是觉得香港没有他们的未来。“没有未来”源于两点:一是香港青年在本港缺乏上升机会;二是北京对香港实行“人滚地留”的方针。90后网络作家卢斯达对此写过多篇文章。在《香港现场:香港正经历一次有效率的世代清洗》(2019年6月13日)一文中,有一节标题是“针对香港年轻人的屠杀”。此处的“屠杀”不是指肉体消灭,而是让青年在香港政治中得不到任何机会。例如很多本土派乃至较中间的自决派参选人,在2016年的大选前被取消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的“政见”不符合《基本法》。大选完结之后,一些得到选民授权的议员也被剥夺议席,例如梁颂恒、游蕙祯、罗冠聪等等。卢斯达认为,这些人的政见、立场、议政风格,南辕北辙,共通点就是年轻。年轻不是政见,但在中殖的香港,却是一个备受打压的政治属性。中共在2016至2017年,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也许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这种身份认同令中国十分不安。尽管选举主任和“中国人大”列出的候选人“不符规定”之处各不相同,但说到底,就是中共可以容忍老一辈的政客,但对于新一代从政者,一个也不容许进入体制。

他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非常直接:《中国对台湾也会和香港一样“人滚地留”》。

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人滚地留”的来历。在中国国内的网络自由讨论区,凡涉及台湾问题,基本是一片喊打喊杀声。大概在六、七年前就出现了“人走可以,岛留下”的留言,这个说法后来演变成“留岛不留人”。今年5月我去台湾时,曾听一位在台湾很有影响力的青年意见领袖在演讲中提及,专门请教过他,所谓“留岛不留人”有无官方说法,他很诚实地回答,只见过网络留言,未听过官方有此说法,但如今基本成了台湾人对大陆政策的一种理解。通过卢斯达的文章,我才知道香港人也有这种担忧。

卢斯达对此的叙说十分直接:“对中国来说,香港是非常功能性的,例如金融、贸易、融资能力,其它的对中国来说根本眼都挤不进”,“台湾这船岛,有很多军事和战略好处,就像香港有金融好处。中国很想要,但不是想要那些不习惯受他统治的本地人”,“不论市民生死,北京只在乎香港的白手套功能,香港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工具”。

正因基于上述认识,香港反抗者要求美国迅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哪怕这个法案直接打击的是香港经济。

这总让我想起麝鹿的传说:麝香是种珍贵的香料与药材,来源于雄性麝鹿的睾丸。据说麝鹿后来知道猎人捕猎它要的就是它身体上这一重要部分,在无法逃脱追猎时,会主动将自己的睾丸抓得稀烂,让猎人一无所得。这种“揽炒”颇有这种气势:你不在意我们香港人的尊严,我们就毁了你看重的功能,让你一无所得,“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上述两位,可算是过去与今天的成功者与看不到未来的未来主人的各自陈述。这说明香港人对现状的看法,不仅存在阶层差异,存在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的差异,还存在非常深的代际裂沟。更值得深思的是:陈、卢二位都提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但陈认为香港只有金融中心这一服务功能远远不够,需要优化经济结构,提出了要发展香港大学教育中非常优秀的理科、工科、医科,着眼于建设;卢斯达认为既然“人滚地留”,要这金融中心功能又有何用。

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未来命运,是由年轻人决定。从人心向背来说,中共已经失去了90后的千禧一代香港青年。

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北京的理性

在万众欢呼香港区选泛民获胜之时,还是有人认为这次选举纵算胜利,也无关特首决定的大局,特首选举的主导权仍在北京手中。卢斯达的反对理由更是别出一格:“有一些迷失或私利满满的抗议者,更离奇地向政府争取‘要如期选举’。如果香港无法如常选举,才是示威者的战略胜利,向世界彰示香港政府假民主、输打赢要、一国两制已经失效。选到纯粹是拿到议员薪津,但香港各级议员都没有政治权力。选举大胜反而是革命被吸收……”。

上述担忧并非全无道理。这些年对香港泛民批评甚多,陈宗启与卢斯卡的年龄、背景都极不相同,但对泛民都从不同角度持严厉批评态度。仅是如何让泛民议员达成政治共识,今后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但在香港问题上,北京的态度仍然是关键因素。在经历香港区选之后,北京应该冷静下来,正视香港民意。

1. 任何地区、国家的建设,是依靠制度与这一制度养成的人民。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这两岸三地的发展充分说明了相同的民族、相同的历史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能走上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也无法否认以下事实:19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波迎来的外资,是以港台资本为主的华人资本,日韩资本在那时,总量也远低于港台两地。

2. 人心向背是形成政治凝聚力的第一要素。“香港人”对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认同感低,实际上表明他们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体制。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给予他们归属感,这种归属感部分建立在国家的富庶或强盛之上,但更主要的是国家能否给予他们道德感召力——时下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一点。

3. 放手让香港自治,才是治港的明智之选。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发表讲话时表示:“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此番讲话随即在网络传播中演变成“鞋脚论”。同理推演,香港人觉得什么样的“鞋”(政治体制)合脚,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北京限制了港人选“鞋”的权利,他们觉得鞋子夹脚,很难受,所有愤怒都指向“鞋”的提供者北京。除了疆、藏、台之外,北京的敌对势力中又多了一个“反叛之岛”,实在太不明智。

香港的半民主体制下,香港人今后如何继续拱卒,将成为香港与北京今后的主要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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