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能保中共江山？

FRANKSTON

张杰：王岐山一手制造了中共乱局吗？
     
     中国历来有“逢九必变”的政治传统。远的不说，就从1949年说起。1949年中共建政，国民党退守台湾；1959年中国出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4000万人因饥饿死亡；1969年中苏爆发武装冲突，关系破裂；1979年爆发中越战争；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2009年新疆发生“七五”事件。
     
     2019年习近平显然高度警惕政治风险。他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说的，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去年1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他也曾警告，中国未来可能遇到“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公安部长赵克志反复强调中国面临颜色革命的危险。
     
     但人算不如天算，2019年中共并没有逃出逢九必变的“紧箍咒”，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乱局。体现在，美中贸易战持续一年多硝烟弥漫；中国经济增长创有GDP记录以来的最低；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近半年，中共和港府进退失据；中共内斗激烈程度也前所未有，习近平称能打败中共的只有中共自己，要防止“祸起萧墙”。近几天，中共又接连遭受多重挫折：自称中共间谍的王立强出逃澳大利亚；新疆集中营绝密文件接连曝光；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大获全胜。在452个议员席位中，民主派一举夺得389席，占总席位的85%；川普总统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禁止向香港出口防暴装备法案》。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裴敏欣教授指出，中共政权近年面临一连串内忧外患，同时应付与美国的贸易和科技冷战，以及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政治风气封闭等衍生问题，“中共正处于毛时代以来，最接近统治瓦解的时刻”。
     
     为什么中共会面临如此严峻的危局呢？事出非常必有妖孽。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进入了政治倒退时代。四中全会上，当权者提出的“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分庭抗礼。澳洲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政治上，制造个人崇拜和任人唯亲的卑劣行径，引发朝野上下越来越大的反感和鄙视；以人划线、袒护红二代的选择性反腐，将法律当成政治工具和权斗工具的以黑治国，导致反腐运动的道德破产和寒门官员的离心离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权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权力斗争和假大空，使当权者及其跟班们日益孤立。在经济上，中共党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国内外市场萎缩和无法扭转的经济下行；饮鸩止渴式的疯狂印钞输血，制造的是无法解套的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依靠特权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惜代价助长国进民退，以及妄图利用私有企业给国有企业供血并提供活力，以致于民营企业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撤资逃离。外交上，红二代狂妄地“中国道路”挑战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国际秩序，变本加厉地与国际流氓政权狼狈为奸，全面恶化中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和反制；特别是当权者实行个人独裁、执行背离普世价值的政治路线，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从经济转型走向政治转型的愿望彻底落空；世界民主联盟开始重新集结起来，联手围堵中共，宪政民主与共产专制之间的冷战爆发。
     
     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挽救了中共的覆灭。但邓小平的时代又是一个矛盾的时代，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政治上却仍然保持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接班时，邓小平的道路已难以继续，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宪政改革，要么拒绝宪政改革，退回到极权主义。习近平显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但这一条制度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社会制度的变轨决定了中国的乱局。当权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违背历史潮流的道路呢？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习近平的铁哥们王岐山和他推荐的一本书了。
     
     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王岐山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听取若干专家学者对中共“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建议。王岐山向与会者推荐了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此前后，王歧山已经向很多人推荐这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只有67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国家，大都实行农奴制或君主制，而法国，是其中最开放的国度。国王路易十六实行开明专制，推行经济与政治改革。国王路易十六温和而宽容，愿意倾听民众呼声，连自己的猎物不慎损坏了农民庄稼，都主动予以赔偿。路易十六的经济改革，不仅创造了法国经济最繁荣时期，而且在欧洲国家中一枝独秀。当时的法国，文化艺术也空前繁荣、活跃，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法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当时的法国农民，已经解放为自由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然而，法国大革命却爆发了，王朝被推翻，国王路易十六还被砍了头。托克维尔在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在专制压迫最残酷的年代，而是在专制压迫相对较轻的封建王朝改革年代。
     
     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反映了中共高层部分官员的集体焦虑。当今中国社会处在改革年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不满情绪却一路高涨；政治改革，可能会带来社会动荡，并最终通向革命。王岐山要官员读这本书，意在告诫官员：不要轻言改革，不要轻易改革，改来改去，恐怕对官员本身不利。王岐山向学者推荐这本书，则意在警示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人们对旧制度的仇恨，超过了对自由的渴望。法国大革命之后，是血腥的报复，不仅国王被砍头、贵族被砍头、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被砍头，就连许多革命领袖、革命者本身，也被砍了头。王歧山的意思是，革命对知识分子同样不利。
     
     我相信王岐山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当权者的执政路线。他们认为，要守住中共的红色江山绝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民主，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否则中共将面临崩溃。唯一的道路就是经济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政治上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将政治经济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用极权主义党国扼杀所有危及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从2012年以来至今，当权者的执政之路应该说就是这个统治逻辑。但王岐山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理解正确吗？如果他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是否可以说王岐山埋下了中共的乱局的种子？
     
     客观说，王岐山敏锐地感受到了危机，他闻到了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气息。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社会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的确存在相似之处，如经济改革，带来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和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官场腐败和贫富悬殊，却引发民众越来越大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拥有住房，住房价格远远高出其真实价值，人们普遍抱怨房价太高、买房难；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但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十八世纪的法国，在政治与文化上，是当时欧洲最进步的国家，当今中国，在政治与文化上，则是亚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如果说路易十六是相对温和而宽容的国王，当今中国领导人则都是冷血无情的独裁者；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世界，主要还是威权的世界，当今世界，则主要是民主的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实现民主宪政。
     
     当今中国的基本矛盾就是人民对宪政民主的要求与落后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已经让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背景是政治高压后的改革，而中国在毛泽东政治高压时代后，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背景截然不同。所以，习近平时代拒绝政治制度改革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严厉打压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只会将人民逼成“革命者”。我们看看香港的拼死抗争的勇武派青年，他们不正是中共极权政治所造就的吗？
     
     王岐山和当权者拒绝政治改革源于对中共特权利益丧失的恐惧。王岐山故意误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为极权主义统治寻找合法性。但他忘记了托克维尔的另一本伟大著作《美国式民主》以及作者对自由民主的歌颂。正如郑也夫先生所言：在中共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那就是中共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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