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掌门大方“容错” 官商“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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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9个月的中美贸易战，导致全球产业链重置，加剧了中国经济困境。但中国官员却因祸得福，迎来了反腐败的间歇期，掌门人习近平终于改了口，从理想主义的“腐败零容忍”变为要“容错”了。这“容错”，不仅是针对那些“犯罪未捕”的民营企业家，还有各种腐败情节稍轻的官员，从“治乱邦用重典”变成“促经济用重典”，用纪检、监察系统督战，让地方官员“寻找新经济增长点”。

提振经济启用“督战队”

先说这条消息的来源。

在《“大棒”即将挥起 习近平发布2020“动员令”要求更多担当》（多维新闻网，2019年12月9日）一文中，有如下文字：“12月6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相比于以往的单纯经济研判，中共更加强调了官员的担当与激励机制，以及纪检、监察在促进改革落实中的作用。在习近平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的‘动员令’的同时，由中共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督战队’即将通过‘胡萝卜+大棒’的策略，通过容错、激励与惩戒等机制，督促改革的落实。”

这个“容错”，就是允许“戴罪立功”。多维新闻如此分析：“按照此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既不是来自于‘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压力，也不是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的中国‘投资边际效应’‘人口老龄化’等经济基本面上的问题。中共深知所谓经济，其实背后依旧是人的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思想和利益问题。”

这段话，说明中国“九五至尊”的理论结合实践之水平不仅超过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更是远远超过外国那些只会读数据的投行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们去年大谈特谈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之难，今年早些时候在谈的非洲猪瘟之灾，以为这就是中国经济困难之病根。就算生活在天子脚下的新华网前一向还在强调《对不作为式的腐败也要“零容忍”》，如今九五至尊一下就找到了病根：所谓经济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地方官员的思想和利益问题”，解决这些“思想与利益问题”的药方也开好了，就是“胡萝卜+大棒”。所谓“胡萝卜”就是官员的晋升，“大棒”既然握在纪委与监察部门手里，自然就是这两大部门已经掌握的腐败、违法违纪证据，目前用你，是党中央在用人之际，英明地决定“容错”；你如果好好表现，那就官升一级，赏穿黄马褂。曾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而遭到党内严重警告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因其是善理经济之才而被“容错”，转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一职。

这与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表面相似，但还有点不同。邓小平时代，腐败在台底，老鼠指GDP；江胡时代变了，既要让猫抓老鼠，也让猫偷腥，最后演变成不少大小猫家藏亿万现钞，有门路的猫还在离岸金融中心开了账户。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让猫偷不着腥，公款吃喝、吃请全成了八项规定禁条，猫们失去了抓老鼠的积极性。党中央扯着嗓子痛骂官员懒政不作为好几年，没啥用处，于是终于想明白了，大棒之外还得加几根胡萝卜，其中一根是不追究你们过去的偷腥。

中国官员的经济之道

但这是驭官之术，不是管理经济之道。应该说，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还是很懂如何在中国制度环境中“发展经济”，而且也擅长学习。广东及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发达了，全国都立马开始招商引资，只是外资们不喜欢去中西部地区，穷省只能望外资兴叹；一些省地市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很快就举国土地财政，房价进入世界前列，上海与北京还非常荣幸地进入全球房价最贵的十个城市；一谈到修地铁，全国30多座城市共花了超过6000亿元修建包括地铁在内的城市轨道交通，但只有少数城市的城轨运营实现收支平衡。中国经济存在几头所谓“灰犀牛”，其中公认的一头就是上述因政府投资建造铁公基造成的巨额债务。金融方面，幸亏中央没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否则全国爆雷的恐怕就不止是P2P这类个人理财产品。

也因此，官员们近几年懒政不作为，无非是少开发一些房地产，政府少投资建设一些所谓基础设施，金融系统少些坏债。中国经济这种结构性难题，十年前尚可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节点，我当时写文章谈过，如果错过这个调整的最后窗口期，今后想改也没有希望。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开出的条件是希望中国做出结构性调整，不再对国有企业出口进行补贴，中国没法答应，因为真那样做了，无异于自杀。

将中国经济下滑归咎于官员的思想与利益问题，认为只要让纪委、监察系统督战，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解决问题，这种认识问题的方式来自部分中国人怀念不已的毛泽东。毛泽东历来认为“人定胜天”，权力意志胜过经济规律，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毛式“经济理论”的经典。凡不按照毛的思路抓经济的人，就必然成为错误政治路线的代表，比如合作化时期，时任副总理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因为只主张一年内让合作社数目从56万增加至100万，比毛提出的130万少，就被毛骂作“跟不上形势”、“摇摇摆摆走路”的“小脚女人”，当作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予以打击。

习近平改了一下毛的章程，假定中共官员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腐败，让纪委、监察机关出面督战，官员们“戴罪”立功，经济抓上去了，罪自然免议；经济抓不上去，纪委、监察机构上门——说起来比较悲剧，无官不贪是天朝特色，用腐败之罪整治官员，一抓一个准，这样倒省去了抓阶级斗争的舆论造势。

民营企业的“原罪”成了“罪”

民营企业家戴罪立功，消息来源由最高检察长张军12月3日在参加最高检开放日活动时透露。张检察长声称：“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缓刑的缓刑”，并引用数据证明政府的“宽大”：“今年前10个月，对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犯罪不捕率是29%，比总体刑事犯罪高6.9个百分点。”

对这话表示惊讶的人，大概忘记了国务院今年9月12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它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中国政府这样做，乃因中国民营企业带有“原罪”——游走于各种灰色地带积累财富。这种事实缘于中国制度环境太过恶劣，在政府官员将所有资源（土地、项目审批）、税收、消防检查等公共职能都视为寻租工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做大，都得与权贵、实权部门官员结成政商同盟关系，通过行贿获取某行业的经营特许权、土地、套取银行贷款等，偷税漏税等各种逃税行为几乎是司空见惯现象。

建立吹哨人制度，从行贿、非法经营、逃税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当真是中国政府“算无遗策”，哪只蛋都能找到或大或小的缝儿，而官府采取引而不发（犯罪不捕率）的方式，让这些民企既不敢在“戴罪”状态下撤资外逃，也不能轻易歇业停产，“杀鸡取蛋”变为“养鸡取蛋”，利用民营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经验，让他们继续赚钱并雇用员工，就能慢慢消受民企提供的税收、就业机会、GDP等。这政策说明中共当局很有自知之明，知道将非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收归公营，肯定存活不久。但设计者故意忽视了以下结果，一个政权将自己管下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置于“戴罪”状态的同时，不仅将那块“依法治国”的遮羞布撕得粉碎，还会让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心灰意冷，甚至产生对这个政权的恨意。

用“容错”政策与纪委、监察机构督战，迫使官商这两大精英集团“戴罪”立功，总让人脑中浮现大陆战争片与《唐·吉诃德》这部小说的混合场景：地方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犹如垂头丧气、七零八落地走在阵前的败军将士，纪检、监察部门官员则手持枪械在后逼战，“敌阵”却空无一人，只有一架巨大的风车在不停地转——从来只听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未曾听闻“高压之下必产生经济灵感”。在全世界各国提振经济都感困难的形势下，这种督战方式如果能够让中国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出这点子的人一定能在将来的某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