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塑造的世界:古代中国,北方人为何不敢南下(图)

towns

“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

200多年前，霍乱肆虐拉美，死伤无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描述了这场灾难：“大海如死灰一般，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味道……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惊得拉车的马儿走得磕磕绊绊。”

俨然一幅人间地狱景象。

霍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在中国，它与鼠疫一同并称为甲类传染病，危害极大。很久以前，霍乱还只是孟加拉国的地方病，直到19世纪才在欧洲、美洲等地爆发，像幽灵一样盘踞在世界各地。

除了霍乱，在这份令人害怕的传染病“幽灵”名单上，还有一长串熟悉的名字：鼠疫、天花、肺结核、乙肝、艾滋病……人们恐惧传染病，因为它带来死亡，也带来歧视。给人们带来恐慌和死亡的同时，传染病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格局。

南下的重要阻力如果要问你，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是哪里，你可能会想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后两个地区都在长江以南。

自两宋以来，江南就逐渐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无论文化还是经济。问题是，都知道江南雨水丰沛适宜生产，水路畅通利于贸易，为何直到两宋，江南才逐渐繁盛起来？

著名世界史学者威廉 ·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认为，中国南方发展迟缓的一个关键原因很可能是传染病。

自秦朝以来，对扩大疆域着迷的中原王朝就多次试图出兵南征，又频频受阻于传染病疫。比如，西汉初年，南粤王赵佗叛乱，汉廷发兵征伐，据《汉书》记载，“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三国志》中也记载，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军营中又遭遇瘟疫流行，死者大半。而历史上，被派往南方做官的官员们任期短，死亡率出奇地高。苏轼也曾被贬至海南、潮州等地，最后因患上痢疾病逝于常州。因此，即使南方土地更肥沃，人们也要在踏上旅途前掂量一下疟疾、登革热等疫病的危害。

在麦克尼尔看来，相较北方，南方湿热的环境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寄生物。他在《疾病与人》中写道，“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许多现代病的地域界线正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

直到唐代，虽然早已有大运河连接南北，但北方人一想到南方，仍然会浮现出对传染病的恐惧。白居易写过一首诗，《新丰折臂翁》，讲述一位老翁为逃兵役不惜自残的故事。他恐惧的并非战争。中央政府征兵目的是讨伐崛起于今云南一带的南诏国。“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虽然古代瘴气的含义很复杂，但从“未过十人二三死”来看，老翁所惧怕的很可能就是南方的传染病。但他又并非亲见，而是“闻道”，也就是道听途说而已。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张文在其《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中认为，传统中文人和流言对南方多疫病的形象塑造，给古代北方人带来了极大恐惧。直到两宋，南北交流渐多，对南方疫情、瘴气的描述才逐渐减少。

疫情全球化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有个观点认为：“每一个疾病圈内的传染病，一旦越出固有的边界，肆虐于以前没有患病经历或免疫力的人口，都将是致命的。”

公元前430—前429年，雅典迎来了一场新的疫病，人们脆弱而无助。它杀死了四分之一的雅典军人，在现代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记载里，它来去神秘，只危害雅典和“其他人口最密集的城市”。

这场疫病究竟是哪种传染病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这是一场经海路传入的疾病。当时，在地中海，航船借助有利的风向，平均速度可以达到每天100英里，使得地中海的沿岸城市构成了统一的疾病圈。一个出发时身体还健康的人在船上病倒了，并借此传染给其他乘客，再把其病毒从一个港口带到另外一个港口。

这场瘟疫，直接使雅典败在了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手下，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可以大胆设想，如果这场瘟疫没有发生，地中海政治史也将被改写。

19世纪，霍乱、天花在世界各地横行，虽然其导致的死亡率只是一小部分，但引起的恐慌丝毫不亚于14世纪的那场“黑死病”。愈加频繁的贸易、旅行打破了疾病的地区壁垒，传染病们也开始“流浪”到世界各地。1817年，霍乱从南亚“逃脱”，经由各港口传到了俄罗斯、欧洲与北美等地。这是一种水传染疾病，糟糕的公共卫生环境将会加速它的肆虐。

信仰、文明与种族，在瘟疫面前都脆弱得不值一提。

“我们从小就成了孤儿。生下来就是为了等死。”16世纪，被迫遭受亚欧大陆各种疫病折磨的美洲印第安人写下了这般痛苦的文字。

美洲原住民们在后哥伦布时代的人口，与此前相比甚至锐减至二十五分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花等传染病的流行。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他们的信仰开始动摇。

这些传染病，并非新大陆原产，而是由殖民者漂洋过海带过去的。也因此，新大陆上的居民，对天花等传染病，毫无抵抗能力。

在印第安人处于恐惧时，西班牙人则因为有抵抗天花等疫病的能力而无恙。西班牙传教士则将其归结为“上帝庇护白人，不宽恕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无法解释这种传染病，也无法消除对它的恐惧。他们相信了这种说法，进而对自己的文明与信仰产生了怀疑，社会架构与价值体系都分崩离析了。

1955年10月2日，法国模特协会成员排队接种天花疫苗（视觉中国 图）

另一个可悲的例子是，因为疫病而彻底消失的卡亚波人。1903年，美洲的卡亚波人部落接受了一名欧洲传教士，当时部落共有6000到8000人之多。随着他的到来，天花等传染病毒也一起来到这个种族。很快，疫情爆发，且持续很久，15年后，这一部落仅存有500人。到了1950年，世界上仅有2到3个人可以追溯到卡亚波血统。到如今，这点血脉也不复存在。

一位德国传教士曾说道，“印第安人死得那么容易，以致只是看到或者闻到一个西班牙人就会魂飞魄散。”

一块杀死1.4万人的尿布当一场传染病成为人类文明征途上的路障时，其源头有时会小到令人难以发现，却成为了影响力极大的“最后一根稻草”。

1854年，伦敦爆发了一场导致1.4万人死亡的霍乱。当时密集的人口与各种不良的公共卫生环境给传染病流行提供了极好的温床：过度拥挤的城市、受污染的水、污水池散发的有毒气体，以及多雨的天气导致潮湿……在这样的环境里，再加上政府对公共卫生把控不严，伦敦像是一座沉默的“活火山”，随时有可能爆发危害极大的瘟疫。

最后，压垮伦敦的“稻草”，竟然仅仅是一块婴儿的尿布。霍乱爆发后，牧师亨利·怀特海德采访了大量受疫情影响的人，将传染源锁定在一块尿布上。住在宽街上的路易斯夫人的女儿，在这场霍乱爆发前就因感染了致命的腹泻死去。路易斯太太将她的尿布清洗完，把污水倒入了前院的污水池，一个距离宽街上的水井只有几米远的地方，而后者是众多人的用水来源。

就这样，路易斯夫人女儿死后两天，霍乱爆发了。据推测，正是洗涤这块尿布的污水给这个污水池和水井带来了致命污染。内科医生约翰·斯诺根据这个推测，把受污染的水与所有感染霍乱的人联系起来，得出结论：霍乱病毒通过人的口腔进入消化系统，再经由患者的排泄物通过水传染给了新的受害者。

恶意的谋杀也能带来意料之外的传染病扩散。早在19世纪微生物学发展之前，人们就已经用各种手段试图将疫病带给敌人，包括向神灵祈祷降临瘟疫、用动物尸体污染水井、引诱对方的军队走入充满毒气的沼泽等。而到了现代，微生物学发展之后，“投毒”的手段进步了许多。

1912年12月1日，巴黎一份报纸展现霍乱疫情的插图（视觉中国 图）

2001年，美国发生了一起“死亡信封”事件。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周，一批含有炭疽细菌的信件被寄给了几家报纸、几名电视记者和议员。那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除了收到信件的人直接吸入致命性的炭疽细菌外，这些细菌还通过邮局系统进行交叉传染，随后被气流传播至佛罗里达州、纽约、华盛顿特区和新泽西，造成了至少22人感染，5人死亡。

调查人员推测，可能是有人偷了微生物实验室的炭疽粉，但锁定嫌疑人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当时在美国的微生物实验室工作的人有数千人之多。

直到200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检察官准备起诉一位名为布鲁斯·埃文斯的微生物学家，后者帮助研发了一种用于美国大兵接种的炭疽疫苗。埃文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自杀了。至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这一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已死亡，案件结束，但仍有人认为埃文斯只是不堪舆论压力而死，“死亡信封”仍是一宗未解的疫病悬案。

天花的死亡“伤寒玛丽”听起来像一个游戏角色，但很可惜，它不是。这个名字背后，是人类攻克与防御瘟疫的一段血泪史。

当玛丽·马伦在厨房工作时，她不知道自己早已染上伤寒杆菌，成为死神本人。20世纪初，作为伤寒杆菌携带体，她至少导致了47例伤寒病例，其中3人因此死亡，她本人却非常健康。

1906年，她为一户在长岛度假的富裕人家烹饪，一周内致使6人感染伤寒症。后来她又在妇产科医院工作，再次引发了25例伤寒症。

1938年，玛丽死于肺炎，但其他“玛丽们”仍然存在。他们表面健康，却能将疫病带给他人，同时也不愿意接受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在拥挤、阴暗与潮湿的贫民窟中，传染病因其差劲的卫生条件变得更加猖狂。只有加强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传染病才能得到控制。

以霍乱为例，当它在19世纪全球肆虐时，人们一边深受其害，一边以各种措施来对抗它的传染，谓之“清洁运动”。1832年，英国济贫法委员会成员查克威尔建议政府修建排水沟与下水道、清除房屋、街道上的垃圾并改善家庭用水质量等。这些措施提高了英国的卫生状况，其他国家也采用了类似做法，使得霍乱在20世纪现身次数大大地减少。直到1990年，秘鲁爆发了霍乱，它才以可怖的姿态再次登上全球历史舞台。

最成功的预防传染病的案例是天花。早在几个世纪前，人们就发现了轻度天花可以使人体产生免疫功能，于是开始尝试让自己染上轻度天花。

在印度和土耳其，一些医生也尝试通过在健康人的小伤口内植入天花脓液引起轻度天花，中国人则会让孩子吸入由天花疤痂硬壳制成的粉末达到同样目的。甚至，一些欧洲贵族也会采用类似做法。这些都被称为“嫁接”或是“接种”，但存在一定风险。直到一名叫做詹纳的乡村医生发现了牛痘的秘密，人类才开始实现大规模治疗天花的工程。

詹纳发现，挤奶工人们容易感染一种名为牛痘的疾病，而这使得他们对天花免疫。为了验证这一联系，他还给健康人接种了牛痘，后者确实因此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力。詹纳便随后制成了牛痘疫苗，这成了人类抗击天花，甚至是传染病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很快，詹纳发明的疫苗被“送”至了世界各地。18世纪末，为了保证长途运输中疫苗的活性，通常采用“由人到人”的传播方式。以牛痘疫苗为例，当时，一个人被注射了牛痘疫苗后，他可以是疫苗的载体，具有治愈他人的作用。大多数时候，孤儿院中的孤儿们担当疫苗的载体这一角色，被运输至世界各地。

这种在如今看来不人道的方式，在当时却成了预防天花的有效做法。一个世纪后，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天花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在世界范围内被人类消灭。

但人类送走了天花，转身回望，仍身陷各大疫病的沼泽中。死神握着镰刀，沉睡着，做好了随时醒来的准备。

● 参考资料：《传染病的文化史》，洛伊斯·N·玛格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著，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