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枪杆子为何没能保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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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蒙蒙亮，雾气弥漫，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迟缓地向市中心挺进，履带沉重地碾轧着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军队行进的道路没有实施交通管制，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早起的乘客和公交车司机惊呆了。从广播里，他们听到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戈尔巴乔夫肯定是被软禁了。如果他身体不好，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出来讲，而是他们替他说？”公交车上的乘客们议论纷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当时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时，他发现好几个频道停播了，其他还在播放的频道全是放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在使馆大食堂吃早饭时，大家议论纷纷，说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了。杨恕意识到：出大事了。

当天，代总统亚纳耶夫还宣读了一份命令：从当日凌晨4点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天正是1991年8月19日。在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苏联解体前最重要的一幕在此上演。

“第16个共和国”陷入危机

8月19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灯光没有熄灭过，亚佐夫元帅一夜未眠。

按照亚佐夫的命令，当天清晨，坎捷米罗卡师的一个坦克团、塔曼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小股部队，向首都市中心的目标进发。

从亚佐夫发布命令伊始，军事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人们听到亚纳耶夫的声音前，军队已接管了电视中心，塔斯社、政府大楼、电报电话局等重要目标也都置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国防部长是职业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军职。亚佐夫是在军队出现一次严重事故后获提升的。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被撤职，亚佐夫随即接任。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

这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60、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

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16个共和国”。

不过，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

“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

“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

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

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失望与分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

“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

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1991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4到5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1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

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1991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变”。甚至在1991年5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科别茨将军1991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

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

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1991年8月4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

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8·19”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12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的办公厅主任伊万绍夫中将回忆：“失望是使这位一向循规蹈矩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站起来反对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亚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已经不符合从前所宣布的改革目标了。”

一年后，在“水兵寂静”监狱，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