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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将尽,传媒访问回顾2019,我总结是“苦难的一年”,至于2020,我认为是“动荡的一年”。
送中修例打开了香港人由恐共、厌共到反共的最后一道门,30年前八九六四,香港人目睹解放军入城镇压,起初是愤怒,继而是恐惧,于是触发了大规模移民潮,数十万中产家庭在97前离开香港,成为“离散的香港人”。留下来的努力赚钱,无可奈何下接受中共订下的牛步民主进程。过去30年香港人对民主化的追求是左顾右盼,殖民地时代港英行政主导高效廉洁,深得民心,大家对民主派政客执政相比政务官更没信心。民主派只是制衡政府的作用,大家信任港英留下的一套制度,仍认为无需改变。
香港人的因循,被中共吃透了,1997至2003这七年,香港人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及沙士,大家埋怨董建华政府的不济,但政治责任不会清算到北京头上,那时共产党对香港事务的干预也较少,这体现在江泽民河水井水论及闷声发大财的管治之道。2003年50万人上街,市民是希望中央主持公道,撤换无能特首董建华。北京那时仍选择香港问题,用香港方式解决,一年后撤换老董。
保持团结 力求革新
但中港关系的质变,也源于2003年。温家宝总理一离开,立即50万人上街,在中共以斗争为纲的思维中,是挑战中央之行为。换老董是buy time,同步落实的是第二支管治队伍,扩大中联办编制,全面介入香港内部选举、议会政治、利益分配。在施政方面将香港纳入全国经济规划中,发改委主导中港跨界融合。由于香港刚走出金融风暴,楼股复苏,大家feel good,所以香港被规划没有引起太大反应,真正挑战高铁拨款只有当时的社运年轻人,即朱凯廸他们。
2012年梁振英上台是第二个转捩点,中共认为时机成熟了,第二支管治队伍可走上台前,特首当选翌日即去中联办谢票,张晓明高调捐字画予民建联筹款数千万,中联办控制立法会、也控制了公职任命。结果梁振英触发了自89以来第二次恐共情绪,反国教运动12万人包围政总,黄之锋、周庭一代中学生社运正式登场,他们没有政治包袱,所以争取到更多年轻人投身政治运动。
2014年雨伞运动,中港之间已到了“破局”边缘,79日占领表面以失败告终,但却同时开启了本土青年激进运动,和理非的代表占中三子入狱,宣告了斗而不破的策略失败,但同时梁振英忽然宣布不角逐连任,换上林郑,其实也是03年七一后的故技重施。由政务官出身的林郑执行中央强硬政策,DQ本土自决派,全方位封杀众志代表的政治新生代,对激进青年以严刑峻法对付,用殖民地恶法起诉旺角骚乱参与者。这时中共以为香港已完全受控,曾荫权年代成功执行经济及基建融合,而林郑的任务就是第二阶段的政治及社会融合,送中修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林郑之目空一切、嚣张气焰,是她也误判北京老板已完全驾驭香港社会,泛民的反对不足为患。
结果6月12日开始,香港进入了“慢镜版”的六四惨剧,超过7,000人被捕,大批年轻人头破血流,各式各样的暴行通过直播公告天下。中共幕后控制警察实行暴力镇压,止暴制乱,越止越乱。中港之间已由恐共变成了反共。证诸过去30年,中共不会放过香港,正有计划地进行政治、经济到社会全方位监控、操纵香港事务,即所谓全面管治权。香港人经历半年折磨,也铁定抗争下去,这种韧力、团结及自觉性,也是30年所未见。Jared Diamond在《Upheaval: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归纳出三个关键元素令200年来某些国家成功走出危机,就是韧力团结、力求革新及求助盟友。
摆在我们眼前,2020年是白色恐怖清算香港人的一年,我们已经回不了头,回到6月12号前的香港,我们只有继续保持团结、要争取更多国际盟友,而运动方式也要力求革新,正面迎战动荡的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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