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 九省市沦陷 为什么政府不敢公布肺炎疫情？

FRANKSTON

张杰：武汉封城 九省市沦陷 为什么政府不敢公布肺炎疫情？
     
     武汉肺炎信息从12月初在网络上流传，到12月底向社会披露，1月9日专家证实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再到1月19日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先生接受央视采访，武汉肺炎疫情终于被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露出它狰狞獠牙。
     
     截至北京时间21日下午10点30分，中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达309例，其中重灾区湖北270例，广东14例，上海6例，北京5例，浙江5例，重庆5例，天津2例，河南1例、四川1例。此外，海南、山东青岛、贵阳、宁夏都各有1例疑似病例。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武汉肺炎不但会人传人，而且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是一个跟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平行的疾病，“现在还刚刚开始，现在还在爬坡，所以和SARS相比的话，传染性没那么强，毒力也还没那么大。至于以后会怎么样，要看它的发展情况。”
     
     钟南山院士的话让中国人如梦初醒、大惊失色，因为武汉市政府卫生部门一直对外宣称，它的毒性不大，没有发现人传人的病例，也从未披露医护人员被感染的事实。倒是西方国家对武汉肺炎病毒一直放心不下。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际人数可能比武汉官方目前公布的感染人数"明显更多"。最基本的情况出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本相关症状发作的数量应该在1700例左右。而武汉卫生部门报告给公众的病例只有45例。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早已加强了戒备，如新加坡、韩国、日本、泰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目前已知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泰国均出现确诊病例，其中香港最多。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警告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进一步扩散。
     
     纵观武汉肺炎病毒的扩散过程，我们可以说主要人祸所致。因为该病毒的发现并不晚，12月8日首名病例就已经被发现，但地方政府一直在瞒报疫情，没有告知公众其危害性，如人传人和医护人员被传染。武汉肺炎病毒的信息并不是武汉政府主动所发布，而是被网民在网络上披露出来和“外地的专家披露出来的”。即使官方称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但武汉网友披露仅武昌某一个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就远不止14人。由于瞒报和轻描淡写，致使大多数武汉市民和全国其他地区民众处于毫无戒备之中。有网民指出：武汉地铁和路上竟然几乎不见戴口罩的人。武汉的机场和火车站连最起码的体温检测都没有。在武汉公司的电梯里，很少有人带口罩。同事带着口罩，其他同事有些不可理解说：你没必要这么夸张吧。1月19日，在疫情终于揭开盖子的前夜，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万家宴还能如期举行，“4万多个家庭端出13986道菜品，大家边吃边聊，共度欢乐农历小年”。
     
     为什么现在政府不得不披露出来？其原因一是病例上升太快，一下子增到300多例，政府感觉捂不住了。二是春节的春运到来，再不采取措施将会引发全国性疫情，重演2003年非典灾难。武汉当然也有爆料者，12月30日的武汉卫生部门肺炎文件就是他们披露出来的。但1月1日，八个爆料者被武汉警方当成“散布谣言者”给“依法查处”了。他们造了谣吗？没有，他们的“谣言”被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官方如此严厉打击公众信息，致使社会失去了预警，公众对身边的危险茫然不知。党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看不过眼了，他的微博上说：关于武汉市公安系统之前因传播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消息”而处理8人的事情，希望武汉市公安局重新开展调查，并依据更新的事实情况做出结论，通报社会。我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有这样的勇气。实事求是，认真防错纠错，与公众交心，只会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支持。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表评论称：唯有公开，才能最大程度挽救生命。信息只有足够公开，才能引起公众的重视，防控措施才能施展开手脚，让最有效的措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到位。自欺欺人，只会让疫情愈演愈烈，把一场原本可控的天灾，变成付出巨大代价的人祸。唯有公开，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恐慌。人们绝不是活在真空里，不会永远蒙在鼓里，剥夺了他们获取真相的权利，只会给谣言以肆虐的空间。谁把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还重，谁就是党和人民的千古罪人。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话够份量吧！
   
有意思的是，12月31日前往武汉调查疫情的专家组成员、北大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王广发，自己也感染了武汉肺炎。当时王广发接受采访时信誓旦旦称，武汉肺炎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看来，人还是诚实好，这不来了个现世报。
     
     下面，我回答观众朋友们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公民是否有发表不实言论的权利？另一个是为什么武汉市政府要隐瞒疫情？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认为公民有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对于公共事件而言，即使他发表与事实不相符的言论，也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受法律保护。如一网友感觉武汉发生了地震，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该信息，以引起其他人的安全注意。但事实证明，武汉没有发生地震。他是否属于造谣生事，为法律所禁止呢？当然不是。地震是他个人的感受，他不是地震专家，也没有仪器去测量。但政府未经核实就不能擅自发表地震的言论，因为政府的权力是公权力。当公民个人发表地震言论引起社会关注后，政府有义务进行事实澄清，披露公共信息。所以，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公民有“造谣”的权力，政府有信息公开的义务。法律对于政府的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的行使有不同的要求和边界。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谣言常常难以引起社会恐慌。因为你的不符合事实的言论会被他人批驳。但同时，自由言论能够起到社会预警，避免和减少灾难的作用。有网友评论说，允许人说话，甚至允许人说错话，本是现代社会应有的气量与格局，一定的容错度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人心安宁的必要条件。如果因为一句话没说好，或者没说得符合某级地方政府或者部门的定调，就上纲上线，甚至“绳之以法”，恰恰是制造恐慌、隐瞒真相的祸端。其实导致恐慌只有一种情况：欠缺真实、权威、及时的信息来源。武汉市公安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八个良心网友，对武汉肺炎蔓延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应该立即道歉，并给八个网友恢复名誉和赔偿精神损害。政法委长安剑和胡锡进此次仗义执言固然应该肯定，但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因为中国的互联网被防火墙隔离，中国网友需要翻墙才能了解国外信息，所以他们应该呼吁中国政府开放互联网，实现互联网自由。一旦中国网上柏林墙崩塌，政府隐瞒信息的后路就断了。
     
     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为什么武汉市政府要隐瞒疫情？一种疾病的出现与流行，本来也不是哪级政府部门的错，为什么政府要隐瞒呢？其实，不仅是武汉市政府，在中国，中央政府和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会如此行。为什么呢？这涉及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在宪政民主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是人民用税收雇佣的打工仔，自然服从人民意志。当病毒蔓延，人民需要了解疫情，官员会向雇主提供真实情况。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宪政民主国家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官员想隐瞒事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权力被中国领导人和共产党垄断。中国也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官员对上级负责，而不会对人民负责，上级决定了他的荣华富贵。发生疫情，报告上级会被认为是没有工作能力，给领导出难题。即使官员向上报，上级也会暗示他不要报。在中国官场，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正直、有责任感和良知官员大都被淘汰出局了，剩下来的官员都是精通潜规则和黑厚学的，他们对上磕头，对下抽耳光。在人民利益和自己的乌纱帽的衡量上，人民利益自然无足轻重。尽管中国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潜规则是说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说。
     
     武汉肺炎使我们想起2003年在中国爆发SARS疫情。该疫情在广东顺德爆发后流向全国，也是被当局封锁掩盖，最后导致8098人感染，774人死亡。要不是北京301医院的蒋永彦医生说出实情，还不知道还要传染多少人，还要死多少人。近20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中国民众依然得不到真实的信息，不但没有政治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连健康信息也被封闭。但中国人不该认命，应勇敢抗争，像香港人一样，从反送中条例到争取双普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成为香港权力的主人，就不可能有尊严地生活。大陆人也一样，从信息公开到宪政民主，用抗争去实现中国百年未圆的宪政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