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型肺炎与习近平新型极权

Macedon

邓聿文

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在习近平的新型极权统治建立7年后发生的，它让世人见证，新极权并不能有效解决有可能给政权带来致命威胁的阿喀琉斯之踵。

武汉肺炎如果前期应对得当，本来是不应该发展到如今这个封城地步的。即使出现目前这种大面积的传染，在我和一个专家的私人聊天中，他告诉我，从技术而言，也没必要封城，但从政治角度考虑，则封城非常必要。我这个专家朋友的话只是一家之言，然而揭示了极权政权运转和治理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将一切活动和行动都政治化，从政权乃至个人的政治前途角度考量某项政策和某个决策是否必要。

武汉和湖北当局就是从泛政治化的角度来处理这次事件的。在去年12月初出现肺炎病例并在随后不久诊断出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后，用武汉相关官员的话说，政府采取了“内紧外松”做法，对病人实行严格隔离，但对武汉市民和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松懈状态，因怕引起恐慌，未有预警，告之实情，也没有建议市民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致在疫情出现扩大情形后，武汉有人组织搞了4万人规模的春节团圆宴，市旅游部门也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春节旅游卡等。武汉当局对来势汹汹的病毒传染也备战不足，未做相应的临床准备。

像这些情况，说轻了，是地方当局的麻痹大意，对这种新型病毒的危害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说重了，是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是草菅人命。在17年前发生了那场几乎席卷整个中国的SARS疫情后，地方政府本应接受经验教训，对传染病的防治和疫情应对有进步，可武汉的处理比起17年前，并未显示出这点来。尽管在SARS疫情后，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相对成熟、科学和专业的疫病防治体系。

唯上不唯下酿成大祸

为什么这套体系在武汉失灵，地方当局在对待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显得麻木？关键是权力的专断性，将事情泛政治化，从政权安全和个人官运的政治角度出发。权力专断性指的是在专业的问题上，权力支配专家，后者成为官员奴婢。泛政治化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当局在处理事情时，不管大事小事，重不重要，都要考虑政治影响，从政治角度看值不值得做，而不是着眼于事情本身的实际得失与危害，这种政治影响最后其实落脚在对官员个人的政治前途的考量上。二是指唯上不唯下，坐等上面的指令，特别看最高权力是怎么讲的。没有上面的点头和许可，特别是最高权力的命令，就是火烧眉毛，也是万事悠悠，天下太平；有了上面的指令，本是小事一桩，也要摆出一副隆重的样子。在应对突发事故和重大问题时往往表现得这样，但由此也往往贻误“战机”，酿成大祸。

权力专断性和泛政治化是一切专制政权的特点，而习近平的新型极权则将它推向极致，从而使政治行动和日常行政官理缺乏应有的协调和灵活，变得僵化。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后，尤其是近几年来，特别喜欢在中共内部尤其党的高级干部中强调讲政治，讲大局，维护权威，党管一切，将讲政治和讲大局，维护权威作为任命和考核干部的最重要指标。上行下效，讲政治也就成了各层级领导实行个人专权的最好借口。因为所谓讲政治，说白了就是要同级和下属都听“我”的，唯“我”是从。此状况在习的新极权中得到大大强化。

习的新型极权之“新”还体现在对权力的垄断和排他性达到一个新高度。对权力的垄断和权力行使的专断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前者指向的是权力的性质，后者体现的是权力行事者的意志。一方面，中共对权力的独占得以强化，排斥和其他社会主体分享权力，尤其是监督权；另一方面，在中共内部，最高领导人独享人事、决策和监督大权，成为唯一核心和唯一权威，在权力的行使上非常专断。大小事情发生，只看到当局身影，大小官员以习马首是瞻，只听他一个人的。

此外，习的新型极权也体现在高科技的运用和控制上，被人称作高科技或数字极权主义。

上述三个特点，尤其是前两者，在本次武汉肺炎的处置中演绎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前期的“内紧外松”，应对不力，还是半夜封城，应有的信息公开和公民监督总是缺乏，唯一的考量因素，就是上面特别是唯一最高权威满不满意，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

极权的时滞效应与运转失灵

虽然极权政权动员起来，有它行动效率高的一面，然而，泛政治化和凡事习惯听从最高权力指令的做法也会带来两大后果：大众对官僚机构的低信任度以及滞迟事情的解决。前者使民众倾向认为只要出了问题，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后者丧失最佳解决时机让问题变得更严重，甚至失控。这次肺炎事件当局的封城就表明前期应对存在很大问题，现在不得不走这一步，而封城做法又让民间普遍怀疑政府之前隐瞒情况。假如封城后病毒在传染过程中发生变异，很有可能会出现全局失控。

官僚机构要获取决策所需的完全信息，难免有滞后效应，但当下中国，即使下级不想隐瞒信息，信息的上达比起一般的威权体制来，时滞效应也会更严重。原因在于，在强调政令统一于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任何事情要想在全局获得官僚机构的重视和解决，都必须先引起最高权威的注意和指令，只有在他做出明确的指示和要求后，相关职能部门才会迅速采取行动。然而，要想获得最高权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须事情变得严重或恶化后才有可能。这样，事情解决的最佳时机就很可能会被耽误，或者滞迟解决。

中国当局对武汉肺炎的重视和处理，也是在习近平有了明确的指示和要求后，而习发此指示，大概率是内部信息显示事情已经比较严峻，需要动用全国力量对付，非武汉一地可以防堵的。

然而，并不是任一事情都能得到唯一最高权威的注意或者重视，又或者即使得到其“青睐”，但恶果已显现，回天无力。不管哪种情况出现，都有可能导致让当局胆战心惊的意外社会后果。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很可能出自泛政治化、权力专断下的上下之间的反应迟钝、脱节，中央政府的过分要求以及地方政府的习惯性说谎和卸责造成的普遍的运转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