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危机中 中国媒体和公民发声的力量

FRANKSTON

源：纽约时报

冠状病毒的暴发让国际社会再一次审视中国的政治制度。一些评论者对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效率表示赞赏，但大多数人都在抨击中共的弱点。一些人甚至将此次疫情归咎于中共，称其为“共产党的冠状病毒”或“一带一路大流行病”。
　　中国再一次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铁板一块的庞然大物，而党似乎行使着近乎完全的控制，用一名专栏作家的话说，中共“熄灭了几乎所有的自由和监督的希望”。但是，中共的权威不是绝对的。让人认为它也许有绝对的权力，是在模糊尽管政府收紧了限制，中国社会多年来仍设法维持的活力。
　　冠状病毒危机中出现的有希望的事情之一是，中国更敢说话的信息渠道和社交媒体上的新声音产生的创造性报道。为了刻画这个复杂的故事，记者和活跃人士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能力，有时还挑战当局对疫情的处理。
　　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几十篇文章涉及范围广泛，从关于武汉（这个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是新冠病毒暴发的中心，自1月23日起封城）的医生、患者和居民的困境等人情味故事，到关于医疗资源短缺、刻意掩盖信息，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腐败等更具调查性的报道。

财新传媒下属的中国最受尊重的商业杂志之一《财新周刊》最近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调查报道，它由37名记者撰写，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步步地讲述武汉市政府迟迟不披露危机严重程度，读起来既像惊险小说，又像科学分析。这篇文章展示了地方当局通过威胁“吹哨人”医生、让他们噤声，淡化疾病暴发的波及范围，隐瞒病毒可以在人之间传播的事实，从而将疫情掩盖了近一个月。根据对学者、医生、病人和官员的采访，这篇报道表明，人际传播在暴发的早期就已经很明显，与武汉市官员的说法相矛盾，官员称，感染仅限于那些去过某个藏污纳垢的海鲜和活动物市场的人。
　　除了《财新》以及另一个以调查能力著称的杂志《财经》之外，其他颇受尊重的媒体，包括《新京报》、《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北青深一度”和《中国青年报》，甚至中国版《GQ》、《人物》和《三联生活周刊》等时尚杂志，都对冠状病毒危机做了深入报道。
　　但这些媒体是如何突破政府对信息的控制的呢？
　　首先，政府的控制并不完整，有些报道被审查漏掉，至少暂时漏掉。中国的政策制定比表面看起来的更为四分五裂，执行上经常出现漏洞，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这些缝隙是地方官员有时能够掩盖他们的过错、不让北京知道的原因之一。但这些缝隙也为批评性报道创造了机会。
　　地方官员只能直接监管在本省注册的媒体；他们对总部设在其他地方的新闻机构做的事几乎没有发言权。因此，才有了可被称为异地调查的做法——这是中国新闻业一个长久以来的特征。大多数关于冠状病毒疫情的深度报道，都是由总部设在湖北省（武汉是它的省会所在地）以外的新闻媒体报道的。
　　中央政府也在危难关头故意留给媒体一些有限的空间，让它们来揭开失败的盖子。暂时的信息开放对政府有帮助：信息可以帮助政府找到问题的根源，把握公众的情绪，也可能让政府做出有效的回应，或者至少让政府展现出一种受监管的透明度的形象。
　　可以预见的是，危难过后，批评的声音能否持久取决于这些媒体精心准备报道策略的能力。正如关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以及我花了数年时间分析的矿难报道，目前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报道也是倾向于间接地暗示找问题。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把批评藏在关于个人苦难的富有人情味的故事里。对被死于病毒性肺炎的患者家属暴打的一名医生的感人采访，没有具体指责任何人；它只是揭示出基层危机管理的混乱和绝望。然而，在对人间悲剧的真实描述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言而喻的政治信息：如果医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话，他们怎么能——我们怎么能——与病毒作斗争呢？
　　另一种方法是，记者大量引用专家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这让记者可以把自己与他们所传达的反对意见隔离开。考虑到中国社会对学者的高度尊重，把批评用知名专家的意见表述出来，既提高了批评的水平，也使其听起来更易接受。
　　《财新》有一篇报道几乎完全依赖专家的说法，暗示武汉官员推迟了发布有关疫情的重要信息——尽管他们的官方义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但推迟的做法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份追究地方当局法律责任的案件梗概，但读起来并不给人这种印象。报道以两位北京教授的呼吁结束，他们建议修改现行法律，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不幸。学者们用提出解决方案的方式说话，似乎不是在谴责，而是提供建设性的反馈。（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这篇报道后来被屏蔽了。）
　　就目前而言，冠状病毒危机的责任——就像以前其他的危机一样——主要落在地方官员的肩上。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是更微妙的问题：首先，这可能很快引发审查和其他惩罚；第二个原因是，一般来说，越接近权力的上层，追究责任就越困难。西方记者会立刻批评中国整个政治体系的所有缺陷，但中国记者则倾向于避免笼统的评判，而是关注具体的犯错误者。
　　《财新》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称，湖北卫生部门直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至少在内部提高了疫情的威胁级别大约10天后才将疫情公开。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出谁应该对此负责，而是让读者自行判断，这究竟是一个关于地方政府掩盖情况的故事，还是一个国家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的故事。
　　由于社交媒体在传播（有时是泄露）信息方面起着更有力的作用，中国的批评性新闻也出现了激增。最先对这种可疑疾病发出警告的武汉的医生们，是用微信群来传播他们的担忧的。他们的信息随后被凤凰卫视网站转载并加以分析，财新和其他媒体也写了这些“吹哨人”医生的故事。武汉的医院人满为患的可怕状况，以及引人注目的尸袋片段被公民记者、护士和病人记录了下来。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着一些超现实的画面，比如武汉空荡荡的街道，人们举着横幅阻止武汉居民进入他们城镇的照片，有一个地方甚至把道挖断，使其无法通行。
　　也许可以说，冠状病毒疫情是中国首次“直播”的重大灾难，是参与者用自己的智能手机做的“直播”。
　　社交媒体已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它近年来还催生了更多的新闻报道和更多的不同声音。对冠状病毒危机的一些深入报道来自非传统的、只在网上发表的新闻网站，比如腾讯和搜狐，这些网站没有做独立报道的官方许可；还有所谓的自媒体，这些自行运营的社交媒体帐户制作的内容从娱乐到政治评论无所不有。这些平台中有一些已在盈利，由前记者运营，以公民新闻为特色。
　　但危难关头的批评性报道的窗口往往相当窄，它的开启和关闭也不可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实行的是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所谓“谨慎的即兴之作”：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稳定，当局试图在政治控制与精心策划的透明度之间寻找脆弱的平衡，在审查、宣传与允许媒体（或其替代物）要求追究责任之间摇摆。
　　例如，我发现，政府只允许了数周对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进行调查报道，那次地震导致逾6.9万人死亡。关于校舍质量差导致了死亡人数多的报道出来之后，政府阻止了对这场灾难的独立调查。
　　一旦一场危机看来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尤其是当公众的指责似乎从地方转向中央政府时，政府就开始控制媒体，并试图利用它来传递一个统一的官方信息。就连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也批评了武汉政府在冠状病毒暴发的初期让吹哨人噤声的做法。另一方面，一些关于新冠病毒的批评报道——虽然不一定是最严厉的，也已经从互联网上消失了。
　　很难说中国记者和关心此事的公民还能对这场危机进行多久的报道、提出多少尖锐问题。但值得记住的是，威权主义也是创造力之母。中国引导、压制或控制媒体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巧妙地、间接地避开了限制的非传统新闻来源。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到了这些来源。即使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政府对来自人民的自下而上的压力——他们需要了解真想以及对问责的要求——仍然敏感，并会做出某种响应。正如冠状病毒疫情所揭示的那样，在中国，公众与党国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