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疫期企业复工，三方利益何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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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疫情至今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各地政府的因应措施花样纷呈，从封城到封锁小区，阻断疫情严重的省区的人来本地打工，继续让本地居民自我隔离，无所不包。由于国务院办公厅规定2月3日起正常上班，关于复工的讨论网上刷屏，普遍说法是“两难”。这个“两难”的说法的误区是将复工涉及的三方当事者当作一个无差别的利益共同体，认为每一方都需要考虑政府税收、企业效益与员工生命安全。其实，复工当事三方，每一方考虑自己的利益，再兼顾另外两方，这架天平将倾向哪头，轻重自知。

疫情正炽，过早复工是政府的错误选择

从中央政府的立场来看，当然是急于复工。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已经下调，加上疫情，堪称屋漏又遭连夜雨。按照国务院规定，2020春节假期（12月24日-2月3日）比2019年春节假期（2月4日-2月10日）只多了五天。也就是说，由于损失连连，政府将经济复苏押宝在复工时间上面。

站在政府这一角度的代表性说法是“有序复工”，理由是“隔离并非没有成本。现代社会建立在流动性的基础上，僵硬隔离，或会造成新的秩序熔断”。好些经济分析都指出，当前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在第一季度，折算到全年对经济的影响应该在1%到1.5%之间——这对看重GDP总量与财政收入的中央政府来说，无法忍受。更何况维稳费用与应付疫情，都需要大把银子。

我曾写过一篇《从新冠疫情看中国政治的墨菲定律》，历数了本次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政府做的几次错误选择。所谓墨菲定律意即：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武汉疫情蔓延的四个关口，中国政府都做了错误选择，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这四个关口是：1、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国政府选择了封锁消息。2、隔离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但武汉在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流往中国各地及全世界，终于导致疫满全国、祸延全球。3、对WHO施加影响，让其在科学、政治外交之间选择了后者；4、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却选择了谴责他国不厚道，帮助最多的美国挨骂最多。

如今还要加上第五个错误选择：在疫情持续恶化之时，应该避免人员群聚之时却选择复工。

前天，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已宣布病毒潜伏期不是14天而是24天，近日还发现山西一老年妇女潜伏期长达40天。这种情况下应该极力避免群聚导致的交叉感染，政府不顾客观条件，霸王硬上弓式的要求复工，有可能导致湖北之外的一些省沦为新疫区。

因此，政府应该推广上海经验，只应该要求与民生相关的企业复工，这些企业的员工，当地政府也必须提供必要的防疫设施并每天检疫，这些应该算在企业成本里面。

企业复工经济帐不能建立在侥幸之上

企业当然也会算经济帐，最大的帐是企业的生死线。据清华大学朱武祥等人对中小企业调研，受疫情影响，85.01%的企业维持不了3个月生存。国海证券的网络问卷调查，涵盖农林牧渔、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等主要行业，样本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相当数量小企业。该调研显示，超过8成的企业反映收入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超过75%的企业反映企业的现金流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

更详细的帐来自西贝餐饮集团董事长贾国龙今年2月初的一次公开发言。贾国龙称，若疫情无法有效控制，企业账上现金流撑不过3个月。西贝400家线下门店基本停业，只保留100多家外卖业务，预计春节前后一个月损失营收7-8亿元，同时2万多名员工一个月支出就在1.5亿左右。

不能开工、工资照发，企业五险一金照缴（只是延迟了两个月左右），企业确实会面临极大生存压力。但是在疫情高峰时期硬开工，导致的损失更大。比如2月10日在网上盛传的一家苏州开工的企业，已经确诊一例，全厂200多职工全部隔离，每个职工隔离费4270元，全部由企业承担——对这种情况不能掉以轻心，没有哪家企业敢打包票，现有的疫情检测手段没有疏漏，就算在美英日本等防疫条件比中国好得多的国度，也常出现漏检者，观察期过了14天之后再出现病情症状的患者。

赞成政府复工令的专业人士推算是：疫情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感染率不高，只有2%。这种推算非常危险，一是假定不存在交叉感染与二次感染带来的疫情扩大化，而这恰好是被中国现实的疫情恶化否定了。美英等国病毒学家推算的再生率是按几何级数增加，只是在以多少天为加一级的时间段上有不同看法而已。二是忽视了群聚感染的严重性。中国与国外现在都有例子，武汉百步亭小区因在疫情期间举办万家宴，如今导致整个小区成为疫区，十多万人陷入自生自灭困境，就是一个例证。湖北、北京各地都发生在麻将馆、棋牌室被感染的事例，湖北某村因麻将馆传染而导致全村1100人被感染。

地方政府与社区的考虑

各省政府的复工时间并没跟着中央政府划的线走。上海在本次疫情防控做得最好，1月27日，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延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规定上海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9日前复工，上海学校2月17日前不开学，对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水电、煤气、通讯等）、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群众生活必需（超市、食品生产和供应等行业）及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外，将防控风险降至最低。

不少地方还在加强封城、封锁小区，方式不一，这种情况下自然不欢迎近日复工。有的地方干脆挂出横幅，上书“提前开工就是潜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阶级敌人”。正如BBC在《疫情中国：走了形的生活》中所言，疫情期间，中国全民宅家，疫区人人自危。相比网上求医的绝望无奈，最大的幸福就是健康地呆在家里。几乎每一个小区都采取了封门举措，强硬拒绝外来人员，赢得业主的一片赞叹。

网上有段子强调复工的两难困境：“不复工，就饿死；复工，染病死，开工没有回头见”，这种段子听听就好，我相信对于打工者来说，他们会有理性的考虑。少一个月工资，全家不会饿死；但少了感染危险，则生命无虞，不用为可能发生的巨额医药费发愁。更何况全国封城，此时外出，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困境，不如呆在家里。

平衡三方需要，政府应该做什么

国务院规定，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治疗或隔离期间，工资按原标准支付。劳动合同终止日期，应顺延至医疗期、隔离期或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结束。这种情况不利于企业，政府应该做的是：

第一，对中小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新加坡在当年Sars流行期间，曾根据企业过去3-5年的纳税情况，用返还税收的名义对企业实行税收减免。2020武汉肺炎对新加坡旅游业打击很大——旅游业占新加坡GDP的4%，中国游客约占新加坡游客总数的五分之一。新加坡旅游局已免除旅行社、导游和酒店的执照费，并为疑似或确诊病例入住的酒店支付清洁费用，以支持旅游业。这点中国政府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减免企业税收，并在停产期内，豁免或者企业的五险一金。

第二，让企业与员工谈判疫期停工的工资发放问题，在企业未开工期间，员工实行无薪休假或者半薪休假，共同分摊疫情期间的风险损失。这点有经验可借鉴。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美国联航、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1月30日宣布，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导致飞行需求减少，因此将于2月9日至3月27日暂停从洛杉矶飞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班，飞行员实行无薪休假。香港国泰航空也因停飞中国航班，要求员工无薪休假。

三、中国的银企关系，部分是政企关系，在困难时期，各地政府可视企业情况，给予有条件的优惠贷款。2005年横扫美国南部的“卡特丽娜”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美国政府对于企业部门的主要救助手段，是向受灾的6万多居民和企业主提供约21亿美元的灾难贷款，贷款期限和利率均有优惠。

最近，128个国家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几乎全部航空公司暂停中国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于2月10日发出最新警告，由于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开始在多国一些并未到访过中国的人之间传播，因此疫情在全球存在“星星之火可能燎原”的危险。中国政府也刚宣布，疫情在4月份才会结束，这种情况下，过早复工的得失与风险，政府、企业与员工三方都应该好好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