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把中国军、政体系的颟顸无能表露无违

FRANKSTON

朱兆基



虽承平日久，中国却是世界上少有的最爱发出开战威胁的国家。民间泛滥成灾的战争嘴炮如果不算数，官方在台海的战争威胁可是当真的，不久前对香港也是频频威胁动用军队。可是，尽管酷爱开战，开战后的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却从来没人能够想象。

这次新冠疫情，由于只能投入医护这类高端劳动力，大批普通兵力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需要自保，因而中国军队逐次以约200人、约400人和4000多人的规模投入。但是，面对局势的完全失控，已不止是中国军队已涸泽而渔，整个国家实际上也将全国公共医疗资源搜刮殆尽，倾巢而出，可以说是一次悲惨的人海战术，考虑到医护自身的防护始终未解决好，这更是一次自杀式的集团冲锋。

这当然已经是一种事实上的战时状态。虽然民族主义狂热的小粉红又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亢奋起来，但他们全然不知正是中国的制度才能产生很多正常国家根本不会有，需要动不动举国牺牲的“大事”，但从实战检验的角度看，中国军队应对严重生物危机的实力已经真相败露，解放军的实际战力，相信很快会出现神话破灭。

中国举国体制的作用在抗疫情中彻底破产

现代社会早已是分工细密，需要高度科学化管理水平，更需要高度激发社会组织能力的复杂肌体，中共却迷信唯一权威专断统治下的网格化、原子化、垂直管理、高度服从、视个体利益如草芥的治理模式，同时迷信党组织及其动员和渗透力，依赖干部人海战术，迷信警察和军队成规模动用兵力，强行操控社会，不惜平民代价换取整体局面的好转。

这一套在这次疫情中岂止捉襟见肘，完全就是彻底破产。中共基层干部倾巢而出，连高校教师都动员进去了，医护增援抽空了外地大量医院，连护士学校的小姑娘也仓促上阵，还半有偿半强征地动员了大量所谓“志愿者”，以全社会多数社会功能停摆的代价，却只为实现一个看似简单，却基本不可能的目标：将已确诊病例尽数收治，将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同时强行冻结全社会人员一切移动（实际上是全民软禁的标准），以求病毒不再扩散。

疫情反映整个社会道德崩溃

这个过程中，中共这种机制之粗糙，其队伍作风之野蛮，令人瞠目。民众的基本自由几乎归零，每家两天一张出门证，无证出门弄不好要挨打，不带口罩也可能挨打，城管满街追捕擅自开业者，网警继续围剿和拘留传播真实疫情和底层困境者。同时，部分公众或拒戴口罩或反对禁闭，冲突不断，各村镇之间以邻为壑，视乡邻为祸水，类似种族隔离的地域、户口歧视甚嚣尘上，有的病毒携带者也无知无畏，有的感染者绝望之际恶意撒播唾液，整个社会道德崩溃，关系紧张。

在一些地方政府眼里，这就是他们认知中的“战时状态”。继某市以后，北京昨天（2月13日）也宣称进入“战时状态”。然而这个“战时”却显然是中共官僚文宣惯用词藻而已。中国此次疫情，如果严格按类似国外紧急状态的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是完全可以，也理应由政府宣布某地区或更大范围进入紧急状态，从而便于政府采取一些应急政策和措施的。但中国的法治水平近年一落千丈，特别是官僚在效忠文化与高压下推诿自保，因而只见形同虚设的启动应急响应，而不可能出现法治化的紧急状态，社会防疫措施自然也无不依赖行政强迫，诸如武汉人在外地陷入流离失所、无衣无食的绝境等奇观屡见不鲜。

最可笑的是，各地政府动用海关和警力扣押抢夺援助或采购的防护物资，劫掠式地所谓“征用”或毁坏民间财产，已颇有几分乱世盗匪横行的味道。只可怜那些装甲押运本市物资的武警绝对想不通，他们荷枪实弹要防的居然不是境外敌对势力，也不是内部阶级敌人，而恰恰是同属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异地战友。

中共惯性制造外敌以淡化内政的失败

地方政府如此轻率无知地滥用“战时状态”，不禁使人怀疑中国如果真地需要进入战争，那时的政府宣示，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其法律意义。碰巧，此次疫情，两岸因紧张的关系而缺乏互动，但因应赖清德的访美，大陆又虎躯一震，不顾国内一片混乱，也要赶紧派出舰机再次而且两度绕台巡航，发出战争警告。

在国内这种情势下，这支军队还能找什么仗？可明知打不了，对美台靠拢（这其实也是大陆自找的）又于心不甘，而且再度迷信自己手里那几根大棒，摆出“老子就是家里不过了，也不能让你们如了愿”的架势。

其实，特朗普还是很给中共面子了，如果真要乘人之危，局面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中共这次的对美态度中，又透出一种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对美国的帮助和议论百般不满，以至出言不逊，冷嘲热讽。缘由其实不难分析，如果美国不是敌人，中共当下的很多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逻辑就不攻自破。

可是外界明明看得出来，中共不要说战争，就是社会治理水平也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番疫情即使平息，真正令人绝望的绝不是病毒的可怕，而是中国政府的无能无德，外资中产加速逃离已属必然。以后，中共要回到毛时代，回到冷战状态，享受大爱无疆，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感，享受出门要开介绍信的自由，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