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带给习近平危机，只是外界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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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VOA


再过两天就是武汉封城一个月。一个月来，肺炎疫情影响到每个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最大焦点。

危机中医疗公共服务的缺失，数亿人生活被隔离封闭带来的人道灾难，“吹哨人”李文亮之死引发的舆论海啸，以及经济停顿瘫痪带来的压力…凡此种种，都让外部世界普遍相信，这次疫情是中共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习近平的威信和中国的国际形象都遭受重创。

但是民间的不满和愤怒，能否转化为推动中国正向发展的行动？习近平威望受损，是否也意味着他的权力被削弱？外界期待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否都是一厢情愿？

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政论作家陈破空以及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陈破空认为，官场换人充斥‘习家军’似乎对习近平有利，但也可以解读为其它派系想要作壁上观。他认为，习近平现在可能也是无人可用，他本人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也受到影响。

宋永毅认为，目前的执政危机无疑削弱了习近平的权力和影响。他认为，习近平要想加强他的权力，必须要做出成绩，还有要找出新的方向。

他说：“有一点我不太同意外界的评论，就是说习近平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目前所造成的执政危机毫无疑问是削弱了他的权力，是削弱了他的影响。如果说他要加强他的权力，他必须有几个方面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他能够做出成绩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如果他做不出成绩来怎么加强？第二个就是他必须找出新的方向来。那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像当年的大饥荒62年结束以后，七千人会议上毛泽东的威望也好，毛泽东的权力也好是受损的，而且受损非常之大。那么后来他找出一个阶级斗争这样一个方向。他继续进行，在海外进行反修斗争，开始加强了他的权力。这个不等于说这个大饥荒加强了毛泽东的权力。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认为，目前党内高层政治的局面跟1976年10月毛泽东死后的局面有所不同。毛泽东的极左做法那时弄得天怒人怨，外加唐山大地震，以及所谓的教育革命，都是乱来的。但是，那时党内有一个叶剑英，还有一个汪东兴，再加一个华国锋，至少这三个人的面貌在那时候是非常清晰的。华国锋当时还是党主席兼任总理，只要他本人一点头，叶剑英就给他枪杆子的支持，当时就把江青等四人抓起来。

但是现在的上层中并不具备这几张清晰的面孔。或许这样的人是有的，但还隐藏着，我们外面不知道。中共这个黑箱很难判断，我们只能够用先例来分析。但毛泽东搞极左的时候，那时有几个这么清晰的人，而我们现在却看不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选倒是有一大帮，像朱镕基、李瑞环，即便是曾庆红，他们肯定也有意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比如习近平一上来后反贪，据说有很多档案都攥在他手里，这些人现在动不了。或者是中组部或中央办公厅把他们这些人盯得很死。这也是习近平能先下手为强的地方。

他认为，虽然目前一时不具备这个条件，但这次疫情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死人无数，而且对国民经济的残害又这么大，即使这个肺炎疫情到温度高的时候没了，经济也已经满目疮痍，外资跑了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多拖三个月到半年。

陶杰表示，现在出这么大乱子的情况下，这些极力吹捧的文宣就像是一种类固醇。假设这个体制已经得了癌症或脑瘤，如果标靶药、伽玛刀都没办法治疗，那只能用类固醇把这个危机拖延着。

他认为，要用这种文宣不是不可以，但条件是一定要做出成绩。比如，感染肺炎的病人必须要立竿见影地减少。如果不减少，下面报上来的数字还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是21世纪， 对于此，9000万党员、13亿人民是不是能接受？现在毕竟不是1959年那时候了。

陶杰谈到最近《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那篇讲话，他指出，里面各种“我早在那时候就怎么怎么”之类的论调。这种讲话语气，就是自我辩护的语气。这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左一句“我已经这样了”，右一句“我已经那样了”，这好像是一个自辩的陈词，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圣旨。这篇讲话的留白，肯定就是他在政治局常委里头遭到某些尖锐的责难，这是肯定的。不然的话，这种政治局常委的讲话是不应该外泄，不应该透露的。

所以，现在到底是怎样的解决方案，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的解决方案，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瘟疫难以控制，病毒这东西不听指挥，比大跃进引起的失收更猛。那时失收，加拿大政府还会说我愿意把小麦捐给你。现在呢？全世界就干瞪眼，怎么帮你呢？即使是美国的疫苗，一时也不能生产这么多。

对于两会推迟举行的话题，陈破空认为此举一是出于安全考虑，另外在事关自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平时被认为是“顺民”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能会“说怪话”，群起抗议。陈破空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两会有风险，避免召开对习近平的权力也是一种保持。

宋永毅认为，当前的危机对中共国内的改革派、民间要求改革的势力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可以推动言论自由，冲破种种倒行逆施的企图。但他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把一刻的危机马上说成是一个决定性转变的时刻是言之过早的。他认为中国的民主仍需耐心和不断的博弈。

陶杰表示，今天这个局面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 - 13亿人口的大祸，国际性的大瘟疫，一个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说了算，而下面各层我们明显能看到是在怠政懒政，就是双手交叉不怎么干事。

陶杰认为，现在不是一个农作物没有收成的问题，是天天死人在增加的问题。而这个决策人的想法很多又是自我矛盾的，既要复工，但也要抗疫。这不符合基本的科学逻辑的。这个新冠肺炎就是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扩散。那你复工不就是人的高密度聚集吗？那这样如何能让地方政府有效抗疫呢？

他表示，地方政府看得清清楚楚，这套是行不通的。但是没办法，这是上面的命令。所以人们也看到，在某些城市里，能够看到联邦式的或者是各地自治的非常粗糙的雏形，但这能不能成为一个机制，那就要看这瘟疫是否能控制下来。这是非常微妙吊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