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公开审判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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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时代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1891—1938），曾将斯大林比喻为古代亚述的国王与埃及法老，因为斯大林与亚述国王及埃及法老一样：“他们没有时间考虑人，他们只是把人当作水泥或砖头使用，是用于建筑的材料……”。这句话一针见血，极权统治下就凭这句话，曼德尔斯塔姆注定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不久，诗人便瘐死在古拉格群岛。最初读到诗人的这句话，我心头微微一颤，把人当成水泥或砖头使用，似乎曾读过类似或相关文字记录,但究竟在哪里读过，我实在想不出。

直至不久前，偶然的灵光一闪，想起一部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影片中黑社会组织，把一名泄漏机密的女子打死后，在建筑工地上浇灌粗大的水泥柱时，将那女子赤裸的尸体，置入正在浇灌的水泥柱中。等到水泥全部灌满固化后，包裹着人体的水泥柱也就成了建造高楼的材料。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印证了世界上确有少数丧心病狂的恶魔，敢把人当作水泥使用。

水泥或砖头，对水泥生产企业而言是产成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水泥、砖头又是建造房屋的劳动资料。所以，把人当作水泥使用，也就是把人当作劳动资料使用。不过“把人当作劳动资料”的提法，与“把人当作水泥”相比，在野蛮程度上似乎还没走到那么远。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就曾公开提倡把人“当作劳动资料”，而不会公开说出把人“当作水泥使用”。比如苏共前期，列宁公开要求人们成为国家这台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中共也步步紧趋，向青年一代提出应当成为“齿轮”和“螺丝钉”的人生目标。曾经位居第二把交椅的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公开要求人们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要知道，中国农村曾经广泛使用的“驯服工具”，是耕犁的牛、是拉磨的驴、是拉车的马，但刘少奇却敏锐地避开了牛、驴或马，改用“驯服工具”取而代之。无论是齿轮、螺丝钉，抑或是牛、马、驴，都可归为劳动资料或工具，只不过后两种劳动资料属有生命的有机体。共产主义的领袖们，自认为是这些劳动资料的主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刘少奇让人们成为中共的“牛”、“马”、“驴”，结果自己的下场比这些有生命的工具更惨。

中共前期，对“人”作为劳动资料使用价值的挖掘，尚未走到敲骨吸髓的程度。所以对那些未被驯服的“工具”，作最简单的处理——杀头了事。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一书中，作者就谈到早期中华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瑞金北部的深山，设有“特别军事法庭”。凡有生命但未被驯服的“工具”，被押去审讯时仅简单宣布：“你犯有严重反革命罪，革命队伍容不得你”。然后拉至坑旁，一刀一脚了结。龚楚是中共红军创始人之一，后与中共决裂。中共另一要员杨尚昆，曾在有限范围内证明龚的回忆是事实。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当年在清华时的学生熊大缜，为了抗战放弃出国继续深造的机会，1938年投笔从戎，在冀中中共吕正操部下研制炸药，并作出杰出贡献。谁料次年竟被中共晋察冀军区怀疑为国民党特务，这意味着熊大缜作为工具，已被中共判定为不可能再“驯服”，当然使用价值也已丧失。同年在日军扫荡被迫转移的途中，熊大缜被中共极残忍地用石块猛击头部，当即脑浆迸裂、鲜血喷溅而亡。1941年在延安，北大才子王实味因不满中共“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制度，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野百合花”，对中共“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夜生活表示不屑。王实味的文章在延安获广泛好评，却惹恼了毛泽东。毛借助权势整人手段之毒辣，无人不知。只要发现王实味作为工具不再“训服”，只要作为活工具的“牛”、“马”、“驴”，可使用的价值已尽，就决心除掉毫不手软。不过此时的中共，还未发现如何进一步挖掘人体内各器官的使用价值，故延至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王实味被残忍掉砍头颅，尸体被推入枯井内。

总之，那时对于丧失使用价值的活的“工具”，中共的处置方法是消灭肉体，尚未走到进一步挖掘人体器官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程度。1957年，中共控制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极富才华的导演焦菊隐是否划入右派拿不定主意，此时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发话：这要看他（焦）今后对我们是否有用，需要用就保护过关；没用就划入右派打倒。当然这不是彭真的个人意思，1958年9月8日中共《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规定：对于有较高科学成就的知识分子，不轻易划为右派。话讲得何其直白：对中共而言凡具备使用价值者，就让他继续充当中共的“牛”、“马”、“驴”等训服工具，以便替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或核潜艇，让中共在对内掠夺、对外欺诈的极权统治的道路上，变得更加有持无恐。不少科学家其实也看出这一点，中共若不是为了利用他们制造杀伤力更大的武器，他们早就连“牛”、“马”、“驴”等工具身份都不够格，只能作为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不过那时对待被打倒在地的知识分子，没有轻易采用对待熊大缜、王实味那样，用石块猛砸脑袋或刀砍头胪的血腥手段，也没有想到可以挖掘受害人活体器官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而是在精神折磨上不断加剧、更加残酷，令受害者生不如死。

文革开始后，中共反人道主义的罪恶陷得更深。1970年，中共开始出现挖掘人体器官使用价值的第一例。那是发生在江西，由于对文革中丧心病狂的斗争与屠杀实在不忍目睹，一位约20岁的女青年勇敢发出对文革不满的呼声。然而文革是魔头毛泽东发动并领导的，极权之下哪里能容得下丝毫不同的声音？于是女青年被捕入狱并判死刑。此时适逢江西省有一高官肾功能衰竭，需另换健康肾脏才能保命，经医生检查，终于发现这女青年肾脏可匹配使用。于是在执行死刑前，医院奉命派专门救护车车随同。行刑前由医生对女青年活摘肾脏，活摘前连麻醉药也不用，皮肤用酒精棉消毒后，直接用手术刀剌入犯人下腹，活生生地取出肾脏保存在消毒的密封盒内，然后在受害人的腹中塞入棉花了事。接着医生带着刚活取的健康肾脏，驱车直奔医院为那名高官施行换肾手术，受害人则被送到刑场执行枪决。

对一个鲜活生命的内脏器官强行摘取，比起黑社会组织将人打死后填入水泥柱使用，更残忍、更野蛮。上世记末在大陆中国，自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灭绝人性的迫害打击开始，批量活摘法轮功受害者的人体器官，包括肾脏、眼角膜、肝脏、心脏等，以及强制掠取年轻士兵的新鲜血液，以供垂死的高官维持生命，早已不再是传说中的罪恶。对法轮功成员人体器官的活摘，也早已不仅是满足维持高官寿命的需求，还包括满足市场交易、牟取暴利的需求。凭这一点就充分表明，中共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最黑暗、最残暴、最野蛮的黑社会组织。然而由于中共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与强暴力量极其巨大，加上中共对内镇压的大量经费投入，以及对各种媒体的垄断掌控，法轮功受害群体与国内民众早已显得万般无奈，根本无力维护自己的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更惶论反抗压迫的权利。

长期以来，联合国与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的民主国家，对于中共种种猖獗行为，没有担付起有效遏止的责任，如同韩战时拒绝采纳D∙麦克阿瑟将军动用核打击的建议一样，不仅纵容了中共的种种为所欲为的恶行，也让现今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埋下隐患。尤其是1972年以来，联合国与美国继续执行绥靖主义政策，明知中共正在更疯狂地毁灭文化、更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却听凭中共挤身联合国与WTO，并将台湾合法席位排除在外。于是出现1989年的64屠城，接着对无辜法轮功群体的血腥镇压与活摘人体器官，继而又无视WTO的规则，肆意侵犯别国知识产权并肆意掠取别国财富。今天的中共，要想消灭一个拒绝驯服的无辜者的鲜活生命，如同杀一条鱼那样随意，却无人敢挺身反抗。这与当年苏共魔头斯大林把“人当作水泥与砖头使用”相比，中共在反人类的罪恶道路上，早已毫不逊色，甚至走得更远。同时中共的邪恶势力每时每刻又不断向自由世界各地渗透、扩张，包括向美国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的各国，以及向西欧、台湾、日本等的政界和大学。

为此，我以大陆一名普通知识分子的名义，向联合国呼吁：为了阻止中共罪恶政权进一步对人类及其文明造成更巨大伤害与破坏，为了尽早减少中国人民的灾难，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必须进一步明确高擎正义的旗帜，全力协作、公同遏止中共正在实施并将继续实施的种种罪恶。我呼吁联合国，对于发动1957年反右运动、制造大饥荒、发动策划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对于1989年64屠城的刽子手邓小平、李鹏等人；对于残酷镇压法轮功、活摘人体器官的罪大恶极者江泽民、薄熙莱等人，无论他们已死去或还活着，都应作公开的缺席审判。如同二战后对德国、日本战犯的审判一样，并将审判结果彰示全世界人民，同时迫使中共将审判结果向中国人民全面公开，由此形成对中共政权的威慑。

联合国千万不能继续执行绥靖主义政策，必须牢记D∙麦克阿瑟将军在上世记留给我们的重要告诫：“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全球性的，它若在一个地区得呈，就会威胁到其他任何地区，从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