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中国的新冠肺炎卸责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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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易君



新冠肺炎武汉最先爆发 中国并非无责

回到新冠肺炎全球爆发最早一幕可知，新冠肺炎在中国最早爆发，其成因固然有一定的自然因素，但也有社会因素，而社会因素和中国政府不无关系。

新冠病毒如何起源在科学上还没有最终结论，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但在科学界最容易被人接受的说法是“武汉野生动物传播说”。这有两个要点，第一，肺炎源头在武汉，最早在武汉爆发。第二，肺炎是“动物传人”，而且发生在武汉。

新冠肺炎从哪里最先爆发呢？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根据时序，肺炎最早在武汉爆发是个不争的事实。

只是从二、三月开始，陆续有中国阴谋论指责“外国才是新冠肺炎的发源地”，它们当然经不起推敲，但也需要辨明。

绝大部分中国炮制的阴谋论都把矛头指向美国。一种阴谋论认为美国从去年年底开始的冬季流感，很可能就混有新冠肺炎，指责美国才是新冠肺炎的源头。但这种阴谋论很容易戳破。

流感和新冠肺炎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从表面症状看，呼吸困难是新冠肺炎特有的症状（特别是重症），无论流感，一般的感冒和过敏都不会出现。从临床诊断看，新冠肺炎病毒攻击下呼吸道，于是CT照片中会出现“肺部花了”（即肺部纤维化）的特征，流感主要攻击上呼吸道，不会“肺部花了”。从生化检测看，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差距甚远，核酸检测不可能混淆。从传染特征看，新冠肺炎和沙士相似，在传染初期会出现大规模医护人员（因疏忽大意）被传染事件，流感不会如此。

在新冠肺炎在美国传播后，固然存在把因新冠肺炎致死者误以为是流感的例子，但这只是个别例子，在时间上都比武汉爆发晚得多，在数量上也只是个例，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检测新冠肺炎能力（因为规定要送到疾控中心检测）跟不上，完全和阴谋论指责不相干。

中国阴谋论禁不起推敲

还有一种针对美国的阴谋论认为，病毒是美国军人在去年10月18日开始在武汉举行的军人运动会中“播毒”。论者的“证据链”是美国“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泄漏事件”，说参加军人运动会的美军就在这个实验室附近集训云云，还振振有词地说当时就有五名美国运动员因“输入性传染病”而入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在推特上推销这个阴谋论，引发中美外交大战。

这种阴谋论更不值一驳（但还要驳斥一下以免扰乱视听）。属于陆军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是生物武器和生物防御研究设施。它的一些实验室确实在去年7月因安全检查（检查发生在6月）而停止运作，11月才逐步恢复运作，但关闭原因不是突发的泄漏事件，而是美国疾控中心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一些安全措施不足够，如基础设施、人员培训等没有达到疾控中心的要求，于是要求部分设施整顿后才能重开。发言人强调，没有任何病原体被泄漏出去，没有员工健康受损，对当地不构成公共卫生威胁。如果病毒真是在“事故”中泄漏，何以当时当地都没有听说发生任何传染病？

德特里克堡附近没有其他军事基地，说美国参加军人运动会的军人在当地集训纯属“脑补”。事实上，美军不太重视这种运动会，有没有“集训”都不一定。

在武汉方面，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也早就指出，那5名外籍运动员所患的输入性传染病均为疟疾，而且从未透露五名外国军人的国籍，说他们是美国军人同样纯属“脑补”。而且参加军人运动会的军人住在武汉市江夏区黄家湖畔，距离华南海鲜市场17公里左右。美国军人又没有吃野味的习惯，怎么会跑到华南海鲜市场呢？

中国此后还曾指责意大利才是病发的源头，还言之凿凿地指某意大利医生说去年11月该病就在意大利流行了。这种断章取义的说法被该意大利医生形容为“教科书式样的扭曲宣传”。

武汉就是新型肺炎最早爆发地

毋庸置疑，武汉是新型肺炎的最早爆发地，那么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汉传播开来的呢？

最被普遍接受的是“野生动物传播说”。即新冠病毒原先只存活在野生动物中传播，其最早的源头可能是蝙蝠，之后或转移到一中间宿主，有说是穿山甲，有说是竹鼠，最后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发生“动物传人”，以致武汉成为爆发原点。

这种传播模式并非光靠猜。从流行病追踪分析，最早的一批病人多数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虽然现在有数据显示，现时发现最早的几个病例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但这不能否认华南海鲜市场是一个重要的传染源头，也不能排除“零号病人”（目前还未找到）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可能。从基因序列分析，几乎可以肯定蝙蝠是最初的源头，穿山甲和竹鼠身上也都找到了类似的病毒，而穿山甲和竹鼠都是华南海鲜市场上才能出现的野生动物。从沙士的经验看，食用野生动物是沙士爆发的原因已经基本被肯定（只是具体哪种野生动物还有争议），以此类推同为冠状病毒的近亲，新型冠状病毒从野生动物市场传给人相当可信。

中国香港科学家兼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袁国勇教授在《大流行缘起武汉十七年教训尽忘》一文中写道：“流行病学研究明确显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为初期扩散点，病毒很大机会在场内由天然宿主交叉感染中间宿主，再于中间宿主体内出现适应人体之突变，继而出现人传人之感染。”

动物传人是自然过程，实属不幸，但并非不可避免。如袁国勇所言：“沙士冠状病毒于果子狸身上寻得，其后中国明确禁绝野生动物交易”。但“中国人完全忘记沙士教训”，十七年来，“野味市场禁而不绝，而且愈趋猖狂”，让“环境挤迫、卫生恶劣、野生动物物种交杂的活野味市场立足于先进城市之中心”，大大增加了动物传人的机会。

这里说了三个重点

第一，中国早已有沙士（SARS）的教训，也早就立法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但禁而不止，野生动物交易长期存在。

第二，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有野生动物交易（比如东南亚有吃蝙蝠习惯，非洲有吃“丛林肉”习惯），但把野生动物交易市场设在城市中心却不多见。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位于江汉区汉口金家墩地区，发展大道（二环线）、新华路交界，临近建筑包括汉口火车站、武汉协和医院。武汉本身是“九省通衢”，华南海鲜市场又在火车站的附近，人来人往，危险性可想而知。

第三，华南海鲜市场“环境挤迫、卫生恶劣”，是病毒富集和传播的温床。2020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送来的环境样本中检出大量2019新型冠状病毒。

虽然现在中国舆论开始为食用野生动物辩护，说最早“不一定”从华南海鲜市场爆发，也“不一定”从野生动物传给人。但疫情发生后，中国全国人大很快就出台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立法，这正说明中国领导层的见解也和袁国勇雷同，否则何必急于立法？现在深圳和珠海也都全面禁止食用猫狗，严格取缔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又何必如此？

假设中国政府早在2003年沙士之后就痛定思痛，严格立法执法，是否能避免新冠肺炎瘟疫的悲剧，这很值得深思。

还有人认为，在从山西发现的穿山甲发现新冠病毒，而这些穿山甲是马来西亚走私过来的。所以“病毒起源”在马来西亚，而不是在中国。姑且不论“马来西亚穿山甲说”是否正确，以此帮中国推卸责任当然很荒谬，大家都知道，关键不在于这种动物是从哪里运来中国的，而是在于，由于中国这种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让武汉成为“动物传人”的发生地。

当然，还有人认为病毒并非在华南海鲜市场“动物传人”，而是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蝙蝠冠状病毒时因管理不严格而流出，特别指向以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出名的石正丽团队。这点是否属实，恐怕永远没有答案（除非找到真正流出的途径，否则目前的说法都是靠猜）。

但万一是真的，中国政府责任就更大了，至少要承担两种责任。第一，中科院病毒所是中国政府全资设立的科研机构，受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管辖。政府机构管理不善是一错。第二，早有批评建立在城市中心的病毒所研究蝙蝠病毒是“疯狂”的做法，在科学上也没有太大必要，中国政府批准和资助研究这种过于危险的项目是另一错。

顺便说一句，石正丽本人看似支持“食用野生动物致病论”。在2月2日，她在朋友圈发文“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意思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