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转帖——89年6月1-10日北京军队镇压处决人员统计

wzhsh88

总参的高级官员 2004年11月21日在北京被杀　　　  

以下的数字出于中共内部，时间为2004年1月11日，其本人已于2004年11月21日在北京被杀。其姓名不详，只知道是总参的高级官员。

1989年6月，在中国下达武力镇压的命令后，由于内部指挥问题导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与南侧镇压时误杀了混在示威人群中的近百位便衣人员。许多示威人员在被从 纪念碑上清场并向东西长安街方向退散，但是为了斩草除根，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消灭未来威胁统治的动力，对仍在现场的近四万人进行了血腥屠杀，由于解 放军在人数上的安排，为了避免内部一些军队的不满，导致不同番号的部队协同镇压，线行推进，造成了千古奇冤，被杀后的许多人员在死后，尸体被堆成小山，除 一小部份被允许象征性摆放家属领回或认领外，大部分被强行火化，死无对证，天安门镇压地区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及修复工作，清除血迹及弹痕，由于在 镇压时采用分割方法，许多示威人员是被群体分割后以群为单位处决的，许多受伤人员后被补杀，这也就是为什么初期死亡人数很少的原因。许多离场的人员只见到 小部死亡，大量受伤的情况，事实上在完全包围后，现场的人员均被处决，或被补杀，实际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人民的预期。

在中国军队内部有许多人保存有六四镇压的文字资料与影片及图片，甚至有许多远距离的天安门地区的镇压资料，或许在六四平反或中共垮台后，那些如日本法西斯的南京大屠杀一样的血腥一幕会展现在国人面前，以下是在1989年10月12日总参统计的部份资料(不含受伤人员):

1989年6月1-10日 死亡总人数 31978人

1、 其中学生(身份确认) 10974人

2、 普通人员(身份确认) 7992人

3、 不明人员(不予确认) 11865人

(2类3类人员含工人，农民，教授，医务人员，武警，公安人员，便衣警察，国家部委人员，离退休干部，僧尼，教会人士，外国人等)

被袭军队死亡(身份确认) 113人

军队内部误杀(身份确认) 197人

因伤过重死亡人数(医院) 837人

死亡地区:(以下含军人)

颐和园地区 12人

北京大学地区 17人

清华大学地区 23人

万寿路地区 39人

木樨地地区 11人

燕京饭店外 27人

民族饭店外 57人

西单地区 113人

西单至新华门地区 389人

人民大会堂北 271人(尸体堆群)

南长安街至南池子大街 933人(尸体堆群)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一侧 3569人(大的尸体堆群)

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一侧 5781人(大的尸体堆群)

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南侧 2544人(大的尸体堆群)

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北侧 4633人(大的尸体堆群)

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侧 9531人(大的尸体堆群)

金水桥 289人(尸体堆群)

午门 812人(尸体堆群)

前门大街 53人

崇文门地区 29人

北京饭店外 21人

建国门外 19人

二环建国门至朝阳门 33人

红庙地区 17人

进入居民宅及办公区处决 1918人

医院 837人

合计 31978人

许多人员被杀后尸体被集中，并由所在部队进行数字统计作为军队业绩的表现，许多外地及尸体破损的人员由于身份不详，无法确认。

在89年6月10日后被杀及逮捕的人员不详。

以上文字部份去掉管方语气。

请代表死者公开以上内容!!!!

1949年后被杀害的国军将领名单  

1950年，苏联傀儡金日成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中共则派出所谓“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在这场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共在中国大陆展开了对前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人的大屠杀，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运动”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者（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此类人数也不多。

　　

下面是一个极不完整的遇害国军将领名单:

　　

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被害地点 被害时间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年

　　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年

　　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年

　　韩起功 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

　　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年

　　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 太原 1953年

　　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 广东开平 1953年

　　金亦吾 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年1月13日

　　王育成 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年

　　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 海南文昌 1951年

　　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1954年4月8日

　　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 四川邛崃 1952年

　　喻英奇 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 广东汕头 1950年11月28日

　　徐经济 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 陕西 1951年

　　钟祖培 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 广西 1951年

　　曾宪成 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年10月

　　武庭麟 第15军军长 洛阳 1952年

　　夏炯 第20军副军长 1950年

　　向传义 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年

　　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年

　　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年9月

　　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1950年11月17日

　　张治公 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河南郾师 1951年3月

　　韩步洲 第33军军长 北京 1953年

　　高倬之 第34军军长 太原 1952年12月

　　陈春霖 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 1950年

　　周静吾 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6月

　　潘峰名 第51军代军长 江西 1950年

　　何绍南 第66军军长 1954年

　　李楚瀛 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1950年11月14日

　　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年

　　甘清池 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 广东信宜 1951年12月

　　尚其悦 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 哈尔滨 1950年5月30日

　　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 1954年

　　莫树国 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年春

　　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年

　　潘琦 第14军10师师长 江西广昌 1951年

　　危宿钟 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51年

　　黄芳俊 第29师师长 河南雎县 1952年

　　石建中 第42师师长 1950年

　　何际元 第49军79师师长 湖南 1950年11月

　　刘明夏 第14军94师师长 1951年

　　赖芬荣 第154师参谋长、广东第11区游击副司令 1951年

　　宋士台 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广东 1953年

　　陈运武 第77师副师长 湖南辰溪 1952年

　　邓献坤 第90师副师长 广东始兴 1952年

　　邓仕富 新38师副师长、新7军暂61师师长 1952年

　　刘培绪 第40师师长， 北京 1954年

　　李传霖 整编第47师参谋长 1952年

　　周伯英 第17补充旅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 湖南东安 1952年

　　袁峙山 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 湖南常宁 1951年

　　梁彩林 整65师187旅旅长 广东鹤山 1952年

　　陆汝群 旅长 广西容县 1951年

　　王英 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 1951年1月

　　谢灵石 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 1952年

　　向光明 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 湖北巴东 1952年

　　叶干武 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广东梅县 1950年秋

　　梁顺德 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1952年

　　梁仲西 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 广西 1951年

　　陈鹏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 湖北 1951年

　　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年

　　孙天放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安徽怀远 1951年

　　邓子超 江西第九区和第五区保安司令 江西石城 1951年秋

　　陈哲 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年

　　关仲志 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 广东 1952年

　　列应佳 广东保安第4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 1952年

　　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年

　　陈定平 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 海南琼山 1951年12月25日

　　程斌 第53军上校高参 承德 1952年5月12日

　　赵鸿厚 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 1952年

　　陈舜统 海南防卫总部第1路军监察官 海南 1950年

　　郭仲容 四川绥靖公署人民服务总队总队长 1950年冬

　　项丽源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年

　　陈俊三 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年

　　徐廷瑞 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河北蠡县 1952年

　　焦达梯 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1952年

　　谭正纲 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 湖南茶陵 1952年

　　张铁英 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 青浦 1951年

　　林芝云 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 湖南湘潭 1952年

　　赵俊图 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 湖南 1952年

　　徐余生 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 四川广安 1951年

　　廖德诚 赣南师管区副司令 江西 1951年

　　符树总 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 海南文昌 1952年

　　杨清海 合江省改编支队中将司令 沈阳 1950年8月

　　唐宪尧 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 四川 1951年冬

　　马廷贤 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 甘肃临夏 1958年

　　龚汝松 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年

　　莫致宽 国防部中将高参， 广西苍梧 1952年初

　　沈荃 国防部少将监察官 湖南凤凰 1951年秋

　　李曙 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浙江永嘉 1952年

　　戴云林 军统局少将专员 江西江山 1950年8月

　　廖宗泽 军统局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 云南 1951年4月15日

　　王春晖 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 湖南衡阳 1950年4月8日

　　霍远鹏 内1警第3支队长 湖南 1950年春

　　方涤瑕 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年

　　李楚藩 西南宪兵指挥官 1950年

　　戴可雄 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年

　　罗联辉 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新丰县长 广东新丰 1952年

　　糜藕池 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贞丰县长 贵州 1951年7月

　　黄质胜 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 广西灵山 1951年

　　覃守一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 湖北长阳 1952年

　　詹宝光 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连山县长 1953年

　　王雄 琼崖守备司令部参谋长，文昌县长，国大代表 海南 1951年3月1日

　　陈少鹏 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 广东兴宁 1950年

　　唐孟壑 独立第十师师长 湖南东安 1952年

　　何海清 云南北伐军大队长、靖国军师长、建国军军长 1950年11月

　　邓玉麟 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 1951年3月

　　夏之时 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 1950年10月6日

　　

　　

被中共杀害的国军将士实在是无法计数，以上随意列出的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国军将领。

　　

　

下面举四个具体的例子:

　　

1.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中共“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上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然而在中共眼中，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2.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12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3.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19师55旅11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19师5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19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19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中共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4.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害。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共产党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中共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一切都很清楚: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和中共打过仗，更没有在中共“建国”后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中共的毒手。如此杀害国军抗日将士，天理何在？!

】“最大共谍”郭汝瑰的难解人生

作者：铁流

郭汝瑰，四川铜梁人，毕业于黄埔五期，早年参加中共，后失去组织关系，追随国民党抗日。在抗日战争中他作战极其英勇，深受陈诚和蒋介石先生赏识，一路走好，步步高升。在国共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他已是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堪称蒋的爱将，可此时他己是中共的高级间谍，将许多重要的作战计划给了毛泽东。

历史有时捉弄人，可一些人也在捉弄历史。当历史发展的轮廓为浓雾深锁，呈现出假象的时候，纵是聪明绝顶的人也会上当受骗。我认为郭汝瑰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在1937年抗战爆发的当口，参加了蒋介石先生率军百万的淞沪大会战，他作为42旅代旅长，在数十架日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嚷顶不住时，他就冲出掩护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84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覆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还剩下两千余人，阵地仍未丢失，自此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受到陈诚的赏识。后在长沙会战中他善于指挥，又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后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为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1944年3月，他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汝瑰已是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上层军官，常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由于他思想左倾，早年崇奉马列，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所导致的腐败与黑暗极为不满，还是觉得马列主义才是救国良方。在国共内战紧要关头，他通过各种关系与渠道终于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接上了头，并多次和董必武见面，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终成为中共方面高级的情报工作人员。由于他隐藏得很深，从未有过暴露，故一直深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不久又“一年三迁”，官至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成了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且要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他又随蒋介石还都南京。在整个三年内战期间，郭汝瑰将蒋介石先生作战计划的最高机密，通过任廉儒全部提交给共产党，毛泽东才有“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节节胜利，直到把蒋赶到台湾。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决定：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会议刚完，宋美龄走进客厅，请大家用餐。郭汝瑰一回到家，即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第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经过一番激战，在孟良崮之战中，全歼了国民党的王牌部队第74师，击毙了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电影《红日》就描写此事，仅无郭汝瑰提供情报一说。

1948 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准”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传达给国民党，就被郭汝瑰报送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至日后原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时，我心里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生业，人又矮小，所以称他为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他没有公开说明，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又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杜聿明以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28日（即在南京参加作战会议时）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陷国民党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准备到解放区去。但中共仍叫他留下来继续搞垮国民党，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定会固定西南，双方必有一场恶战，叫他掌握一支部队，待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与此同时，继何应钦之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徐永昌也挽留他说：“重大决策都是老头子决定的，哪能要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不久即任命汝瑰为72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他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尤其到自己的家乡铜梁县去招兵。他公开号召：谁能招一连人就当连长，招一营人就当营长。四川人家乡观念重，铜梁一带的贫苦农民担心被抓壮丁，都愿意前来应征。没有多久，郭汝瑰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72军就拥有了三个师一个团，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72军的同时，单线联系指挥郭汝瑰的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来到四川，并带来解放军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为便于赵力钧进行活动，郭汝瑰委任他为72军重庆办事处的办事员。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以为在此节节失利、军心涣散之际，郭汝瑰还能临危受命，组建起一支很像样的部队供自己驱使，实在难得。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之后，还亲自召见郭汝瑰，询问他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当得悉解放军已经进入贵州，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72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72军中所有拥蒋人员，在解放军入川时，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他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在他到台湾后十分痛心地向人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应该说，郭汝瑰为毛泽东夺取天下立了丰功、奇功，可是在中共建立革命政权后，只给了他一个川南行署交通厅长一职，相当于一个副局干部。好在他一生淡泊名利，只要老百姓生活得好，国家不再有贪官污吏，至于个人升沉荣衰并不怎么介意。不久，他奉命调到新建的南京军事学院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教研处副处长。不久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在“肃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原来他 1949年举行的那个率众起义是假起义，有不少起义人员“反水”叛变，杀了共产党派去的军代表。其中有个起义师长叫肖烈，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64年冬被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时竟和这位矮个子师长同一个中队，据他说起义部队根本无人“反水”，反正枪毙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团长、营长、连长、以至班排长，多遭杀戮。肖一直不“认罪”，说自已是“有功之臣”，直到1975年才获特赦。好在郭汝瑰安然无恙，“肃反”后仍当他的教员。

当然，无端被诬，他不能不有意见，心想自已为革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反被疑为特务，真是滑稽至极！好在这个运动很快结束，对他伤害不算大。不过他发觉，现在的共产党与自已当年所信奉的共产党有天壤之别，认为 “肃反”是无法无天，践踏民主，破坏宪法，无端诬陷好人。在一份材料中他写道：“一些无耻之徒，企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为此，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将心里的积怨与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我们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为此被定成右派，遭到猛烈的批判斗争。由于他是起义将领，中共法外施恩，宽上加宽，只把他降职降薪发配到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在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作为死老虎“学术权威”拉出来批斗，抄家游街备尝辛酸。好在他是聪明人，从不硬顶硬抗，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认，方逃过死亡一劫。

在这凄风苦雨二十多年的贱民生活中，他想得很多很多，金戈铁马，淞沪大战；冠盖如云，拜将封相。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军对共军作战的最高机密全给了毛泽东，才使他登上皇帝的宝座，到今天自已却成了阶下囚。历史啊历史，你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978年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此时郭汝瑰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不过还好，他以无权无钱耄耋之躯，联络当年各方战友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 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

在他1997年生命结束前夕，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忏悔呢，还是觉悟？不得而知，让后人去想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