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海上演习反暴露了军事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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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5月11日，一条当地海事局因军事演习需要，对唐山港京唐港区一定海区禁航的通告照例在大陆互联网上流传，并故意传播得远远超出交通相关行业的范围。这已是中国政府发出某种军事信号的典型手法。

同样依照惯例，中共必有相应的政治动因。这一点不难找到，《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12日发文称《删除“国家统一”？“台独”分子不知死活》，将民进党提案修改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删除“国家统一”相关文字，体现“国家管辖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及其附属岛屿”认定为“法理台独”。

这个判断还真没错，这是“法理台独”，问题是大陆打算怎么办？

文中提到：“依照《反分裂国家法》，‘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么，现在发生了这种事实、事变或可能性完全丧失吗？好象没有。因而动武的法定理由不充分。那大陆这是在做什么呢？威慑。也就是向对手显示强大武力和动武的决心，慑止对手从事不利于己方的行为。

按此文的解释，近期不论军机绕岛，还是舰队周边巡航，都是对“台独”的强烈警告，也即威慑。可是，威慑见效了吗？显然没有。

那该怎么办？当然就是真正开战，以战争迫使其放弃图谋，否则以后谁还信大陆的威慑。

于是，这几天真的会开战吗？

大陆民间认为，此文已经声称这类“谋独”行为已逼近两岸关系的红线，并采用了“不要低估大陆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以及带感叹号的“勿谓言之不预也”的措辞。后者一度被中外学界解读为中共每次真正动武前最后的舆论警告。

可是，不仅此文在“勿谓”之前还用了“倘若……继续，到头来只有……”的条件状语，“勿谓”一语近年也已被中共评论员们抢去用滥了。顿时，中共动武的真正信号反而模糊起来。这对威慑是非常不利的，可是中共已然控制不了自己内部发出信号的秩序。

还是看真正的军事行动，这次演习的特殊在于长达两个月。作为一次威慑，显然是希望效果持续一个时期，但大陆民间照例又得到了值得兴奋的解读空间。因为演习中途直接进入战争，比如纳粹攻苏的“巴巴罗萨”计划，那可是经典之作。

解放军运载重型军备能力成疑

唐山港已成中国第四大港（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海运滑坡的结果），且有酷似台湾港口的大型滚装船和集装箱码头，因而中国军方显然是在演练夺取港口后，迅速卸载一个机械化集团军。

从血腥的抢滩登陆发展到直接进港卸货，这已经不能叫“解放台湾”，而是“进驻台湾”了。大陆军力何时占有如此绝对优势的，大陆民间军事界说不清楚，只知道担负战争主力的陆军集团军的大型重型装备不靠港口还真上不去。既然现在两栖登陆舰艇还不尽完善，那就直接用滚装船进港好了。这叫“不等不靠，有什么装备打什么仗”，是“我军优良传统”。

可是，伊朗仿制的C-802反舰导弹刚刚才一不小心击沉了自家布放靶标的海军舰艇，大陆的滚装船就打不穿吗？这个嘛，中国陆军的大型滚装船装有火炮和直升机，航速又快。就算这个打不沉吧，有几艘？运送一个集团军要几艘？

问这么多，你是美台的间谍吗？政府既然敢做，就说明夺港不在话下。既然需要两个月，更说明会有动员和临战训练。

其实，中共的问题在于，《反分裂国家法》的动武条件本身就模糊而难以操作；全面战争动员和集结也难以隐藏。即使以演习为掩护，也难免有破绽；最重要的还是，如果在当前这个关口也想打就打，以前有无数个时候早就打了。而在周期性的威慑并未阻止局面恶化的情况下，大陆却一直未能真的动武，反而早就暴露了在实力、决心和环境上的掣肘。

中国鹰、鸽两派国内争夺话语权

果然，5月4日，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在香港《紫荆》杂志发表访谈《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的节奏跳舞》，随后又对读者的商榷发表题为《台湾问题攸关国运不可轻率急进》的回复。

乔的观点显然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他认为：“中国的复兴虽未必会被此一战打断，但肯定会让我们接下去的路步履维艰。这可不是说一句‘大不了现代化晚实现几年’那么简单。台湾问题并非我复兴大业的全部内容，甚至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因为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收回台湾就可以满足这一大目标？因此，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实现民族复兴更大的事业！一切都必须给这一大业让路，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

为此，乔还解释了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中美关系，即使武统成功，也绝不等于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为此付出复兴大业失败的代价却不可接受。这些，可谓中国大陆仅存的一点清醒，但显然已不占主流。

大陆舆论的主流，已然是金灿荣等正在撺掇习近平任期内一定解决武统问题。这种投机取巧因其高度顺应个人独裁心理而大行其道，无人敢挡。

乔的主张甚至让台湾的亲中“急统派”蔡正元也痛心疾首，对其夸大为“为了民族复兴，中国不但不会收复台湾，还会容忍台湾独立”，诉之在岛内传递了“大陆放弃统一台湾”的错误信号，并威胁称，今后台湾人宁可亲美也不要亲中。

其实蔡正元也无法回答何时能盼来共军跨海的问题，他认定乔良奉“大陆高层授意”也是会错了意。乔良在大陆的政治背景只剩下由赵南起、巴忠倓、糜振玉等过气将领主持、已被冷落的智库“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

当然，同样出身军队政工宣传甚至文艺岗位的戴旭和金一南，以及出身红二的罗援，出身喉舌的胡锡进，也都不能说是当朝军机处的红人，只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兴风作浪也必然影响今上不得不面对的舆论局面，但在这其中，乔的这一论点，因其完全就是邓派“韬光养晦”的推论，也必然不可能得到青睐，反而不无风险。

而且，在自己的论述中，乔也不得不面对已鸡血沸腾的国民，同时间接面对习近平，对伟大复兴这一终极目标抛出个答案来。他的回答是：“一言蔽之，就是要不断提高和增强中国掰手腕的力度，也最大程度上压缩外部约束中国崛起的因素，让见高下的那一天提早到来，那时，没有了（或大大降低）美国因素，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遇佛杀佛，见僧杀僧，试看谁敢做绊脚石！？”

最后几句纯属煽情，关键还是中美“见高下”的目标，也无异于邓小平整个改革开放和韬光养晦的最终潜台词——制度竞赛。然而问题是现在已完全抛弃邓路线的中国要追求的已然不是一场有规则的和平竞技，而是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搏击对抗。

对此，邓没有思考过，乔也没有答案，习更不想从他们这里寻找答案。当然，金灿荣一类义和团大师兄也不是答案，但最怕的就是——要是习认为只有金灿荣可用了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