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阵营又一国倒戈，真的要政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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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RFA

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失责已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疫情初期中国政府隐瞒和拖延疫情，但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民众难以向政府追责。于是，近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着越南进行政治改革的消息，体现出中国人对越南民主化的期待和向往。同样是共产党主政的国家，越南的政治改革是否真的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分析报道。今天请听第一集：揭开越南政改的面纱

46岁的武汉人刘亚东原在深圳一家教育机构打工，新冠疫情期间，公司歇业，他趁机去了趟越南。

刘亚东告诉本台他此行的原因：“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帖子，是关于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对我来说吸引力特别大，因为我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管制特别严的一个国家，我对这个特别看重。”

刘亚东在越南只待了一周，就已决定要在越南从商、定居。“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是逃离一个坏的地方，只要另外一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好，我就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这个在刘亚东看来相对较好的国家，近年来在国际舆论界的曝光度不断提升。随着美中全方位交恶，不断有消息传出，世界产业链的一部分正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最近越南政治改革的传闻又在中文社媒上火了一把。在推特、微博上，乃至微信群中，不断有人以艳羡的口吻提到了越南的几大体制改革：党内和国会采取差额选举、官员财产公示、公务员打破终身制和建立西方式的工会组织等等。甚至有人惊呼，这些改革措施表明，越南的改革直追日本的明治维新。

虽然这些论调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部分中国民众渴望变革的心态，但与越南的实际情况对比，却并没有那么让人乐观。


疫情下的越南首都河内（美联社）
差额选举进行得并不顺利

越南共产党多年来逐步在党内开展差额选举。但在越共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上，差额选举实行得并不顺利。

2006年，在越共十大对中央总书记进行表决前，政治局对阮明哲和农德孟两个候选人进行了内部测评，结果农德孟险胜。在最后投票阶段，候选人只有农德孟一人，并且最终全票当选。而这种近似于差额选举的做法，并没有在此后的越共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持续。这表明，竞争性选举的机制已经进入了越共体系，但实行的范围还比较有限。

越南国会代表从1992年开始实行直选，从2001年开始实行差额选举，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自由选举。根据选举法的规定，所有的候选人，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推荐的，都需要由越共所控制的非政府组织越南祖国阵线审议通过。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cademy）越南问题专家、荣休教授卡莱尔·塞耶(CarlyleThayer)告诉本台，“在国会，每个人都要宣誓效忠于越南共产党，忠于宪法，忠于社会主义，所以，从政权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安全的人选。”

目前，越南国会代表92%是越共党员。虽然国会选举从2007年开始就增设了独立候选人，但这些候选人有不少是与越共有紧密关系的企业家或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大部分在选举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遭到淘汰。

财产公示制度验证机制不完善

官员财产公示的做法也吸引了很多的眼光。越南政府早在2005年通过的《防止和反对贪污腐败法》中就规定了公职人员必须公开申报财产和收入。自那以来，财产公示制度经过多次修改；直至2018年《反腐败法》修订，对财产公示做了更严格的规定。

长期研究越南公务员制度的泰国学者塔韦邦（ThaveepornVasavakul）告诉本台，这些法律规定还有不少漏洞，公示制度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

“（财产公示）规定的验证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即使人们申报了财产，却没有相应的力量去验证每一项申报。我们感觉某些公示的信息可能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但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

与此同时，所谓财产公示，并不向社会公开，而只是内部公开，这就很难让媒体和舆论起到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作用。

塔韦邦还指出，即使是官员都公布了财产，这些数据是否直接用于腐败案件的调查，也还是一个疑问。

越南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但是国内政治的顽疾，也对外商在越南的投资造成困扰。在越南已经定居5年的中国商人阿雄告诉本台，在越南的中国商人中公认的潜规则是，外商在越南投资还是要靠送礼给官员，作为敲门砖。据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19年全球清廉指数，越南在186个国家中仅排名第96。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自2016年在越共十二大上获得连任后，越南加大了反腐力度。石油、金融和公安等敏感领域先后有六十名高层官员因腐败问题锒铛入狱。

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反腐败有派系斗争的痕迹。中国商人阿雄感觉，越南政坛的派系斗争与中国不遑多让。“（越南）更明显，吃相更难看，也更直接，不像中国还隐晦一点。”这种看法接近于西方媒体的观察。

打破公务员铁饭碗 - 不包括官员

外界也对越南政府改革公务员终身制抱着浓厚的兴趣，认为这可能也是抑制腐败的措施。但这种兴趣却搞错了方向。越南国会的确在2019年底修订了《公务员法》（LawOn PublicEmployee），打碎了部分公务员的铁饭碗，让他们从2020年7月1日起实行合同制，受到聘用才能上岗。但这里针对的公务员，只是教师、医生和图书馆员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法律上称为ServiceDelivery Professionals）。

泰国学者塔韦邦指出，这种做法和反腐败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这部分的服务更加现代化，有更多的竞争，并进一步提高效率，同时也减少公务人员的数量。”

允许成立独立工会

在另一方面，越南政府于2019年11月修订了《劳动法》，规定从2021年开始，越南工人可以自行组织工会。这是在越共控制的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之外的组织。虽然这一改革在越南国内赢得了激进的赞誉，但外界的反映并不积极。

这部法律通过后，澳大利亚商会（Australian Chamber ofCommerce）发表声明说，如果相关部门不颁布实施细则，工人的这一集会权利就难以实现。

而近年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加剧，越南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工人维权的打压。2018年，劳工活动人士张明德（Truong MinhDuc）被越南政府以“企图推翻人民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今仍在狱中。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介绍越南政改内部蕴含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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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理性非暴力下跪包容罪恶和解血债不仇恨不复仇乞求改良转型一族，全是共匪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