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化石般的古老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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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什么年龄开始有记忆并能把这个记忆长期保存下来？好像有些人作过高深的科学研究，但研究的结果很难传达到我们这些草民阶层，反正那些论文肯定艰涩难懂，不读也罢。但民间有个说法，叫“三岁无记忆”，大意是说人们对三岁前发生的事情不能作为记忆长期保存下来。所以，大人们很能容忍三岁前的孩子跟大人一起睡觉，有时侯做大人的事情的时候也不回避孩子。等孩子大了，再问孩子那时的所见所闻，一般都只记得爸妈在一起亲过嘴，其它的都没有印象了。

对三岁前发生的事情，难有连续完整的记忆，但作为既不完整又不连续的记忆碎片，还是有可能残存一些的。这些记忆保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刻骨铭心，或许这些记忆完全没有保留价值，它们仅像化石一样，随机幸存下来，而已。下面要说的几件破事都发生在我三岁前的时候，再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别了我的第一个故乡，搬到了武汉，在武汉我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记忆。


烫伤事件

当我快满一岁的时候，有过一次烫伤，据说很严重，现在身体上还留有那次烫伤的痕迹。具体的烫伤过程和那哭天喊地的惨景，我完全没有了印象，无论大人怎么启发诱导，也挖不出片刻的记忆。但这件事件中占相对次要地位的治疗过程，有几个片段好像被我记录下来了。

据大人讲，当时主要采用西医治疗烫伤的方法，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还引起了局部的炎症，后来用了一些偏方，后期治疗基本上都是用偏方。其中一个偏方是用鹅毛调鸡蛋黄，然后敷在伤口上。偏方治疗的部位后来看不到任何痕迹。

我的记忆碎片里的场景就是母亲用鹅毛调蛋黄。记忆中，当时是在睡房里，床放在与门斜对角的墙边，床上有顶蚊帐，白颜色的，在床角的位置，有一张小条桌。母亲正是在那张条桌边给我调蛋黄。地是木头地板的，已经看不出地板的颜色，但拖得很干净，我当时就在地上爬。

这个场景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早的记忆，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很多年以后，我重新回到老家，又去看了老屋。屋子早就换了主人，床和条桌自然早就不在了。但有一个细节与我的记忆并不吻合。记忆中的房门是直接对着外走廊的，这倒没错，但记忆中的屋内地板比外走廊低，进门有一个二级的台阶。而我后来看到的老屋的地板与外走廊是平级的。我对这段记忆的真实性于是产生了怀疑。那个场景极有可能是我后来根据大人的讲述幻想出来的，幻想出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可能还非常年幼，所以本身又作为一种记忆而保存下来了。



喜欢酒后唱歌的姜伯伯

而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忆可能就是那个喜欢酒后唱歌的姜伯伯了。我们家在第二层楼，在第一层楼紧靠楼梯的房间就是姜伯伯的家。我当时已经会走路了，但上下楼梯还需要爬。

姜伯伯好像是个码头工人，当时的码头装卸工人是最正宗的无产阶级，干活全凭力气。用一块麻袋布作垫肩，往肩膀上一放，就扛起上百斤的货物来往与堤上堤下、轮船仓库之间，与现在用机械操作的装卸工人完全不同。趸船与轮船间通常有跳板连接，走在上面与独木桥无异，稍有不慎就有落水的危险。装卸工是个既要有力气还要有胆量的苦活。但当时的工人阶级有领导阶级的豪迈，曾经看过一个工人诗人写的诗，大意是说豪迈的装卸工人把货堆得比天高，累了就“凑上太阳点袋烟”抽。

姜伯伯具体模样我早就不记得了，只有印象中的中等身材、坳黑皮肤，身上除了肌肉就没有肉了，那肌肉也不像现代人那样健美丰满，通俗一点说姜伯伯是个瘦精精的人。跟大部分码头工人一样，姜伯伯嗜酒。当时是夏天，姜伯伯晚饭时喝了酒，就把竹床从家里搬到门口的大院里，睡在竹床上唱歌。他唱歌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乘凉的孩子们会端个小板凳，把他的竹床围个半月形，坐在那里听他唱。或许是喝酒过量了，或许是不胜酒量，姜伯伯唱的时候并不顾及周围“听歌”的人，也不跟周围的人讲话，更不像今天的爸爸们那样哄逗孩子们，他只是睡在竹床上望着天唱，自娱自乐，不时挥动一下手臂和腿脚。听他唱歌的大部分都是孩子，大人并没有听他唱歌的兴趣，在那里的大人也是为了陪孩子。孩子们喜欢听他那没头没脑的醉腔和那手舞足蹈的醉态。每天吃完晚饭后，我奶奶就拿个小板凳，我就沿着楼梯爬下楼听姜伯伯唱。

多少年以后，一次跟家父聊过去的事情，我就问姜伯伯后来的去向。家父很惊讶我还记得那个伯伯，并能说出他姓姜，因为姜伯伯在那里住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后来也搬了家，而且我们跟姜伯伯并没有私人交往，聊天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家父证实确实有姜伯伯酒后唱歌的事。


掉了搪瓷的搪瓷杯

这事发生在我妹妹身上。家里人说我妹妹九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走路了。事情发生时，我妹妹走路还不利索。我比我妹妹大一岁零四个月，所以估计我当时两岁左右，我已经能上上下下自己到处跑了。

我们家住在二楼，二楼的走廊是对着外面的，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在走廊上进行的。在走廊上可以看到院子里的事情，也是送爸妈上班、接爸妈回家的地方。我妹妹比我的脾气大，从小就是这样。那天，爸妈要去上班，我妹妹哭天喊地不让，要跟着爸爸妈妈。当时我爸妈已经走到了院子里，我在楼下玩，我妹妹在楼上的走廊上扶着走廊栏杆对下面的爸妈哭喊，我奶奶在后面扶拉住她。我妹妹哭到愤怒的时候，就把喝水的一个黄色搪瓷杯子从楼上仍了下来。

这段记忆就像照片一样，仅拍了一张，拍照前和拍照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则一点也没有照下来。但那个摔掉了搪瓷的搪瓷杯子则一直保存在家里，我奶奶临终前还在用那个杯子。

我一直用这个杯子作为我妹妹强悍性格的证据，嘻嘻。


我的同楼邻居

当年有个几乎同年的朋友叫小虎，这个名字也是我打小独立记住的，也住在二楼，印象中他们住在二楼左手边的顶头。小虎长得什么样，我完全没有记忆，甚至回忆不起来跟他一起玩过什么游戏。他有个哥哥，我却一直记得。当时的小孩玩具非常少，一个小玻璃球（弹子）甚至一块石头都可能成为爱不释手的玩具。他们家给小虎买了一对泥塑青蛙，外面用厚厚的彩色油漆装饰，我一直记得那那闪闪发亮的油漆，白色的背脊条，绿色的身体，非常好看。一天早上，我亲眼看到小虎的哥哥把那两个青蛙身上那好看的油漆一点一点地剥掉了。我想我当时一定非常惋惜，否则不会一直记得那对青蛙。

后来跟家父说起这事，他说那不奇怪，因为小虎的哥哥是个傻子。这从侧面证实了我的记忆没有错，但我当时肯定没有傻子概念，也不会意识到他是个傻子。

我们二楼的房屋结构是走廊在外、楼梯在中间，我们家住在楼梯的左手第一个房间，住在楼梯右手第一个房间的一家有两个很大很大的姐姐，据说那家的爸爸是个大胡子，老用他的胡茬逗我戳我，但我对他没有印象，长大后我还见过他，仍然搜不出童年时的记忆。那两个姐姐我到一直记得。其实，因为年龄的差距，我们并没有一起玩耍，但我内心一定很渴望跟她们在一起，羡慕人家有姐姐。记忆中，我很少见到她们，她们也不常出门，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家里，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们的向往。偶尔看到她们俩夺门而出，在走廊上喊叫着追逐一圈后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对鸟儿在宁静中从窝里飞出来，叽叽喳喳地追逐，树林里马上有了生气，随后又飞回自己的穴巢，树林又回归寂静。大孩子、大姐姐，这些都是儿童渴望的。

这一家人后来去了上海，我出国前家父让我去拜访过他们，见到了其中的一个姐姐，那活泼成熟的形象一点也找不到了，那是后话。


宝塔，菩萨

从我们家可以看到临江的宝塔，虽然距离不近，风大的时候还是可以听到塔铃吹动发出来的声音。我喜欢长时间地眺望宝塔，不是因为它是古迹，也不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仅仅因为好奇宝塔里每天发生的事情。

对我来说那坐宝塔很高很大，塔身是多菱形的，有很多层，每层有好多门，远看就像是一扇扇的窗户。我感兴趣的就是那些门，每隔一段时间，其中的一扇门会打开，一队人整齐地从门里走出来，很快又整齐地从另一扇门里消失，就像进行着某种仪式。我不厌其烦地等待开门、排着队的人流、关门，就是觉得那好玩、不可思议。其实，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明白那些是什么人。如果是旅游的人，为什么会排那么整齐的队？为什么不在塔上住足观光却急匆匆地从另一个门进去呢？

宝塔边上有个寺，里面有很多菩萨，个个面目狰狞，我怕。我的一个表哥带我逛寺，我不敢看那巨大无比的四大金刚，他就背我，我两腿跨开趴在他背上，闭着眼楮头都不敢抬，我表哥就这样把我背过四大金刚，然后走上高得看不到尽头的台阶。当时我还在穿开档裤，在阴森森的寺里，风把下面吹得凉溯嗍的，那情形至今不堪回首。

穿开档裤的年龄，我当时绝对没有超过三岁。

成年后我重游宝塔宝寺，菩萨还是那么狰狞，但没有记忆中的大，台阶也没有记忆中的高，这寺这塔其实很小哇。据说，牛的眼楮很特别，在牛眼里，什么东西看得都比牛大，所以牛在“高大”的人面前都服服贴贴的。在小孩的眼里，世界大概也是被看得大大的。

再后来，眼界更开阔了。出国数年后回到武汉时，发现中山大道怎么那么小、解放大道怎么那么窄。哈哈，终于成人了。


臭事还是背着孩子好

那时候，住房很小，厕所也是共用的。隔壁的阿姨上班前要换衣服，在自己家里换有时反而不方便，就到厕所换。一次，我正座在里面上厕所，阿姨要进来换衣服，大概想着这小孩子能懂什么，阿姨不等我出来就进了厕所，关了门就把上面的衣服都脱了，我居然傻乎乎地盯着她看。

阿姨肯定没有想到，我把这件事作为记忆保存下来了。

所以，大人做臭事还是背着孩子好，无论多大的小孩。一不留神，就当作了随机记忆化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