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干城，奈何从贼，“起义”后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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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共说话是完全不可相信的，是背信弃义的。不论起义，也不论投降，只要落到他们手中，立即翻脸不认账。
广西自治区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估计有两万以上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据晓明《反右运动的回顾与反思》一文透露，广西自治区平乐县有27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另338人“有右派言论”但未戴帽；邕宁县有26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平果县在干部中划了108人为右派分子外，又在一般群众中划了113人右派分子；贵县有42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244人划为中右分子；苍梧县有31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合浦县有43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梧州市有1，03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据45个市、县的统计，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达到11,000人。毛泽东和他的党徒可谓心毒手辣，仅此一役，便不知毁掉了多少人的幸福，害了多少人的生命，破坏了多少家庭。我在为反右运动受难者纪念网做义工、收集资料中，考查了数以千计的个案，许多受害人都是无辜的，但也发现一些人是有罪的。
一、省长不做做副厅长：国之干城，奈何从贼
今天谈几个自投罗网而当上右派分子的例子。这些人本是国民政府的高官显吏，却因做了叛主的二臣，才自讨苦吃，实在是咎由自取。如陈良佐（1887–1968），是陆军大学第4期毕业生；1922年，任广西边防督办公署参谋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10旅旅长；1927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厅2局局长；1928年冬任参谋本部高参；1929年，任第51师151旅旅长；1930年，任第7军中将参谋长；1931年，任广西省靖西县县长；1933年，任武鸣县县长；1935年，任梧州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6年，任浔州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8年，任桂林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1938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9年，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1944年，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并代理广西省政府主席；悠游于军政两界、蒋桂之间，可谓官运亨通，风雨兼收。
然而，国之干城，奈何从贼。1949年，陈良佐潜往香港加入了李济深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为“奔走和平”，实为“投机革命”，煽动内战，鼓吹叛乱。“为中共做策反工作”，更是对合法的国民政府落井下石。在南宁易手后，随广西省政府主席张云逸回桂，捞了几个虚衔：广西人民政府参事、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广西省政协常委、民革广西省委常委；还有一个有职无权的广西省林业厅厅长，也没干上几年，便掉入毛泽东的阳谋陷阱，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取其辱。

二、毛泽东背信弃义，翻脸不认账
还有一个叫赖慧鹏，黄埔军校第4期。在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借“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蒋时投奔广西桂系。1941年，辞去博白县县长职务后到香港会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并加入了民革。1948年，奉李济深指示，“回广西后找个工作，以后共产党打到湘桂边境时予以配合”，于是回广西窃取了靖西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一职；上任后，“结交开明士绅，保护进步分子，扩大武装力量”。1949年，专署直属营扩大为保安第6团，并以搞好全区治安为名，报省批准成立“广西第6区保安协进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这个“协进会”实际上是准备起义的机关。经过一系列准备，于12月13日，3,400余官兵，数千职员、师生和各界民众在靖西中山公园广场召开大会，宣读《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起义通电》和《起义宣言》。会后，向广西各行政专员公署发通电，劝他们也顺应时势，率部起义。经过谈判，与中共达成协议：第一，参加起义的官员，自起义之日起，一律以革命干部待遇，不咎既往；第二，起义人员愿工作者量才录用；第三，不愿留下而要求回家的，发给证明和路费遣散回原籍；第四，愿意去学习的人员，由政府送去学习。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共说话是完全不可相信的，是背信弃义的。不论起义，也不论投降，只要落到他们手中，立即翻脸不认账；前朝的党政军警特，直至教育工作者，乡村保甲长，几乎没有一个逃得掉土改、镇压反革命、三五反、肃反审干、反右派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连续不断的以整人杀人为目的之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一个逃得出被枪杀、被监禁、被劳改、被管制、被批判、被斗争的下场；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整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上侮祖宗、下祸子孙，几十年都过着屈辱、贫贱、连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的痛苦生活。傅作义投降后，中共就要把他当作战争罪犯予以处置；卢汉投降后，手下的人一批批地被拉出去抢毙，陆铿《回忆录》对此有极详尽的记载。

三、许多国军将领“起义”后被杀害
陈鞠旅（1899–1964）中将，广东惠阳人。1937年任第1军1师2旅3团团长时，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升第1军1师副师长兼1旅旅长；1941年任第16军预备第3师少将师长；抗战胜利后任第16军副军长兼94师师长；1948年任整编第203师师长，再升第1军军长；1949年9月兼任第5兵团中将副司令官。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邛崃参加起义，后被捕，1964年死于狱中。
陈春霖（1901–1951）中将，四川资阳人，黄埔军校第5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4期。1932年任华北抗日救亡宣传大队大队长，1943年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兼干训团教育处处长，1944年任第44军149师师长，1945年底任军政部人事处长，1948年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1949年任第44军中将军长。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才得平反。
陈宏谟（1906–1952）中将，四川内江人。黄埔军校第5期、陆军步兵学校将官班第6期。1933年任河南省保安团少校大队长，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驻第18集团军少将参谋，1949年任川南师管区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独立第364师中将师长。1949年12月23日在重庆起义，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1952年被判处死刑，1983年才得平反，恢复起义人员身份。
陈克非（1903–1966）中将，浙江天台人。黄埔军校第5期。抗战爆发时任第2军9师25旅49团上校团长，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任第2军9师25团团长，参加昆仑关战役；1940年任第2军9师副师长，1941年兼任澧慈师管区司令；1943年参加远征军印缅抗战，1944年任第2军9师少将师长；1946年任整编第9师9旅旅长，1948年任第15军副军长并代理军长，再升第2军军长兼荆沙警备司令，1949年9月任第20兵团中将司令官。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率部起义，任解放军第50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民革湖北省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予以平反。
陈膺华（1913–1960）少将，湖南宝庆人。中央军校第8期、陆军大学特别班。1942年任第5军新编22师66团上校团长，参加远征军入缅抗战；1946年任新编第5军暂编60师少将师长，1948年底任第86军293师师长；1949年1月15日在天津被俘，同年春获释回乡；在“解放”前夕，参加组织迎接解放军工作，1957年被捕入狱，1960年在保外就医期间病故，1985年予以平反，撤销原判。
陈郁萍（1908–1970）少将，中央军校第7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曾任广东省保安第8团团长、广平师管区少将副司令；1945年春任第64军参谋长，抗战胜利时在广东江会接受日军投降；1948年11月任广东省兴宁县县长。1949年5月14日在广东兴宁参加起义，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手工业局副局长。1970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予以平反。
以上仅仅是从《中华民国“陈氏将军”》翻到的几个例子。历任军参谋长、代军长、集团军参谋长及代司令的田西园，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作战”，他组织的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解放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的指挥。他还成功策动武汉警察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免遭破坏。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掉了。(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他们都是抗日名将，不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死于中国人之手，可谓死不瞑目！共产党畏日本人如虎，却疯狂杀害民族英雄，算是天良丧尽。

四、朝鲜战争爆发竟是毛泽东杀人的千载良机
1950年，妄图解放南朝鲜的金日成被联合国军打得节节败北，为了捍卫苏联东线的安全，中共奉斯大林之命准备出兵。嗜杀成性的毛泽东把这当作“千载一时之机”，于当年10月10日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为大规模杀降、杀俘开了绿灯，大批相信“不咎既往”而放下武器的“起义”、投诚人员成了反革命分子，一大批、一大批地被集体屠杀。
湖南茶陵籍二十多名国军中将和少将中，除去港台者外，参加起义或投诚的9人，其中4人被枪杀，3人被判刑；而被判刑的3人中又有2人死于劳改场所。贵州省81个县的前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工作，这时却为了完成毛泽东下达的杀人指标，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掉了。
大批官至将军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本是统战对像，其命运尚且如此，不计其数的中下级军官、士兵的命运更可想而知。因此，镇反开始后，沿海地区就不断发生偷渡香港和逃亡境外的情况，影响所及至今犹有余波。而侥幸不死的或死者家属，上世纪八十年代纷纷要求平反。仅湖南一省，列入复查的17,145人中，有13，530人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在全国范围，总共有15万起义投诚人员被摘去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可见草菅人命、滥捕滥杀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五、热脸贴上冷屁股：二臣命运早定
1950年1月7日，刘少奇为靖西起义事专门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地方性敌伪起义事件给中南局等的指示》：“关于靖西伪专员赖慧鹏及百色伪专员陈汉流宣布起义事，应视为地方事件，即由地方处理，他们的《通电》如须发表亦只在地方发表，而不要在全国发表。以后各地发生此类事件，除个别特别重要的少数民族起义须由中央宣布并答复者外，均由地方答复处理。对于这些起义事件的处理方针，应该是力求不用武力解决，而能彻底改编他们的部队，接收地方政权。如有拒绝调动改编、拒绝接收者，则必须坚决用武力解决之。”冷若冰霜之状可见，磨刀霍霍之声可闻。
为什么赖慧鹏和陈汉流起义事，“应视为地方事件，即由地方处理，他们的《通电》如须发表亦只在地方发表，而不要在全国发表”呢？就是不但不给他们捞取任何“政治资本”，还要把他们搞得灰溜溜，以为以后逐渐消灭他们埋下伏笔。
根据刘少奇这个指示，接管靖西地区起义部队的会议1月9日在南宁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副司令员李天佑，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雷经天，南宁市军管会主任莫文骅，省政府副秘书长杨德华，解放军第134师师长黄鹄显，赖慧鹏代表李如杰等。会议决定派黄鹄显为全权代表率一个团进驻靖西，主持接收靖西地区起义部队各项工作，开始接收原靖西专区的武装、公物、钱粮、档案。整个接收工作进展顺利，未放一枪一炮，被收编的旧军队有：保安第6团、第3团第1营，专区所属七个县的县自卫队、警察局、禁烟督导处、护商队，下雷警备区署和陈汉流带来的原百色专署1个连等，共约3,470人。总算“全部妥善安排”，或被解除武装，或被置于武力监控之中，以便日后一批批地宰杀。

六、投降将军当右派：屈辱人生
赖慧鹏本人在两个月后，被调离军队和靖西老巢而到省政府安置；接着又随省人民政府参观团到北京、武汉、天津、沈阳、哈尔宾等地参观。再送去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洗脑后，给个有职无权的广西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农业厅副厅长，以示羞辱。历来的新主都看不起旧朝降臣，毛泽东和中共更是登峰造极，不是一般的看不起，而是坚决、干净、彻底地歼灭掉。果然七年之后，赖慧鹏、陈良佐及一班投机分子，都被打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被清洗掉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广西省教育厅长、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也是个投机分子。虽然当了新王朝广西省副省长，也还是个受气的角色，他在鸣放中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自然也跑不了。
广西如此，其它省市也一样。丁抒《阳谋》中一个中华民国原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第19兵团司令张轸在新王朝受尽屈辱的例子，也极生动。张轸原是中华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共副总司令，思想却一贯左倾，身在曹营心在汉，娶了一个年方18岁、实是中共秘密联络员的新夫人，在她说服、安排下，暗中去上海与中共接上了头。1949年，率国民党军第19兵团所属127军一个师、128军三个师共2万余人在湖北金口、贺胜桥起义；随后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亦起义，国民党在华中遂崩溃瓦解；有此巨功，就让他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并被授予国家一级解放勋章。但不久，便削去军权，当了挂名的河南省副省长。日子自然过得很不如意。中共号召整风时，他大吐寃气：
我告诉朋友，我是个党外人，做挂名的副省长里面的一个，是个闲散的人，称不上官僚。
遇着党员要低头，开起会来是凑数的木偶，所发表的讲话，是党拟好了的文章，照章一读，或不须经过照读的麻烦，党就在报上替代发表了……官都不成为官，僚是潦倒的潦……
有一次，由于初次不了解党的规矩，在会的讲台上，我以为我是副省长，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哪知领导干部指责我：“哪个排定你站在这里的？这里是省委书记、省长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随便乱站，破坏会场秩序，是犯错误的。”我就知趣后退向台下走，那干部如巨雷一声喊道：“张同志你走到哪里去？你发态度吗？你真不进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鸣放革命实录史》，当代出版社）
但悔之已晚，吐寃气不但没用，反而被戴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遭受更大的侮辱。

七、土匪集团的潜规则
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土匪集团，土匪集团的根本特征或曰潜则就是：杀人越货的时候希望人多，坐地分赃的时候希望人少。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可同苦不可同甘”的极致。也就是土匪、黑帮、流氓团伙经常发生火并的原因。只不过中共、毛泽东尤其不要脸、尤其不择手段罢了。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曾经指出，刘少奇在1951年对苏联大使通报工作情况时说过：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的、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的子弟，这些人的思想是不纯洁的。董必武也对苏联大使说：我们清理的重点目标是1947年以后入党的，进入党机关的党员。著名学者傅国涌也揭露一个机密，1949年5月南京易手时，中共中央对处理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指示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渐淘汰。”李慎之评论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事实也正如李慎之所说，各省区市的中共地下党、城工部，在中共篡政后，都遭到残酷清洗。湖南省在八十年代列入复查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3,011个武装人员中，有2,291人被平反了（《湖南省志》）。潘汉年、杨帆、沙文汉、陈修良、袁永熈、陈琏、葛佩琦、谢雪红等，都没有好下场，也是明证。自家兄弟，忠心党徒尚且刀刀见血、萁豆相煎，却如何容得下降官弍臣来指染他们的胜利果实呢？
对镇反、肃反、杀降、杀俘、杀人的主观化、扩大化、随意化，初时民主党派人士还敢对中共提出批评。包括李济深、黄炎培、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名枢、李书城等旧朝人马。有的人甚至称镇反、肃反是违法、违宪，比之为黄巢和张献忠。李济深曾当面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解放初不是说把旧人员全都包下来吗？不是说既往不咎吗？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把反革命包下来。可惜经反右一役，包括李济深在内，都成了锯嘴的葫芦，从此心安理得地当起政治花瓶来了。
对他们的批评，中共没有接受，更不感谢他们，罗瑞卿在1956年7月在一个会议上就把这些人称为右派。当年他们还是座上客、头面人物；但在罗部长眼里，他们已经是右派了，而且说黄绍竑最坏。果然一年后，黄绍竑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黄绍竑处理也特别重，其它人还象征性地保留着政协委员或者其它什么职务，对黄绍竑则全部撤光。
对于反右运动，毛泽东曾在1958年中共八大会议上说：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生长在我们大地上毒草的可靠保证。不紧张就松弛了，怎么紧张？就要斗争。保持高度紧张，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原来，被整、被杀者并不需要有罪，革命需要敌人，没有罪也可以给你安个罪。
但陈良佐、赖慧鹏、李任仁、张轸、黄绍竑、陈名枢、傅作义、卢汉，甚至黄炎培、李济深之流，却都是有罪的。他们昧于情势、自投罗网、自讨苦吃，一罪也；背叛民国、投机革命、为虎作伥，二罪也；害人害己、累及部下、祸延子孙，三罪也。
当然，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刘少奇，是周恩来，是邓小平，是罗瑞卿之流，这是不可或忘的。
2007年9月9日于酒香书屋
（武宜三）